作為對同一個人的稱呼，因為語言環境的不同，又有全稱和省稱的區別。一般說來，在正式的、官方的場合，多用全稱；而在非正式的、私交的場合，則可以使用省稱。   大約從漢代開始實行的結銜制度，就是官場交往中使用正式的人名全稱的制度。《史記·三王世家》中有當時大臣奏折里的結銜記載，如“丞相臣青翟、太仆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少傅臣安”等等，這些還是比較簡單的結銜。在這之后，隨著中央集權官僚制度的健全，官員的結銜也呈越來越復雜的趨勢。例如:    魏晉的“使持節驃騎將軍冀州刺史尚書左仆射安樂王診”；   唐代的“正議大夫右散騎常侍充集賢殿學士兼判院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柳公權”；   宋代的“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司馬光”；   元代的“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兼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   明代的“欽差巡撫天津等處地方備兵海防贊理征東軍務兼管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畢自嚴”；   清代的“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 這樣將正職、兼職、頭銜、官階、爵位、名義待遇、實際待遇“捆綁集束”、疊床架屋式的稱呼，我們在閱讀古籍時，常常會遇到。南朝梁蕭統主持編選的《文選》是我國現存編選最早的詩文總集。在《文選》的各種注本中，唐人李善的一種素為學人重視。在為此書給高宗皇帝的報告里，李善的署名是“文林郎守太子內庫率府錄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這份報告被冠名《唐李崇賢上文選注表》，可見“李崇賢”是上列結銜的省稱。清嘉慶年間，有胡克家據歷代不同版本作《文選考異》，其序署名為“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與此類似，在今天的種種新聞媒體上，我們也可見到在領導同志姓名之前列出一系列職務的稱呼方式。古今同例，從積極一面理解，是政治生活的需要；從消極一面理解，則是“官本位”傳統的頑固遺存。   與上述結銜制下將所有職銜堆砌羅列不同，人們在平常往來時，習慣使用的，還是省稱。社會生活中通常出現的省稱方式是“姓+職業”或者“姓+官銜”一   關于前者，張鐵匠、王老師、李裁縫、劉司機、楊技術員、周工程師(還可進一步省略為“周工")等等稱呼，是人們所習見的。除了因為時代原因職業的種類有所變化之外，在稱謂的結構方面，卻一以貫之。   關于后者，姓+官銜的稱呼，在君主政治幾千年、官本位思想彌漫于社會上上下下的中國，更是呼、應雙方都非常樂意的首選方式。一個人一生中可能擔任許多不同級別的官職，他去世之后，人們通常只稱其中最高者。杜甫先后當過右衛率府胄曹參軍、左拾遺、司功參軍、檢校工部員外郎，人們一般多稱杜拾遺、杜工部。劉禹錫一生當過屯田員外郎、監察御史、司馬、刺史、禮部郎中、太子賓客、檢校禮部尚書，人們一般稱他劉賓客。現代社會里，稱官銜的風氣不僅未減弱，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其表現之一，就是不論正職、副職，一律以正職相稱。古代官制，部門的長官稱尚書，副長官稱侍郎，如禮部尚書、禮部侍郎，區別明顯。但是到了現在人們的稱呼里，部長、司長、局長直至處長、科長、股長，一律不帶“副”字。如果有人硬要認死理，正正規規地叫出“副某長”，只會被嘲笑為不通世故，不識時務。   現代人在“姓+官銜”省稱方面所作的另一個改進是將官銜中的“長”字也省略掉，于是“潘局長”成了“潘局”，“劉隊長”成了“劉隊”。應當說這是一種不錯的改進一來 語言更精練，二來也利于體現上下級之間的融洽關系。   說到省稱，在對方的姓氏之前、或者之后加上一個“老”字，也是從古到今人們慣用的一種方式。老張、老李、老王一類的人名稱呼，今天處處可見。   北齊人石曜自稱“老石”，唐人白居易稱元稹(字微之)、“老元”,稱劉禹錫(字夢得)“老劉”。依此之說，起碼從南北朝隋唐之時起，老張、老李、老王一類的稱呼，就已經流行于世了。如果說“老某”是表示親切，那么“某老”便是表示尊重。   說到這里，還有一種十分有趣的人名稱呼方式不可不提，那就是在學術界，有一種特別的稱“老”方式，即：姓+名的頭一字+“老”。人們稱侯外廬先生“侯外老”，稱周谷城先生“周谷老”。恕筆者孤陋寡聞，不知這種特別的稱謂起于何時，有何講究，還望方家有以教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