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韓“風水說”及“鳳水術”的差異

“風水”是“風光山水”的簡稱,其基本內容和規范,體現在“風水說”和“風水術”兩個層面。風水說”即“藏風得水說”,是為活人住的陽宅和死人住的陰宅擇地、選址的一種思想和學說。“風水術”則是指導人們選擇和處理住宅與墳地的位置、朝向、布局、營建、擇日的方法和手段,是選擇居處環境的一種術數。

中日韓三國“風水”,同源而異流。三國的“風水說”和“風水術”,盡管在理論和實踐上迥異,但其揭示的生態內涵和文化意蘊,淵源深厚,異曲同工。中國、日本和韓國的“風水說”,盡管都源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三才”思想,但他們在后來的發展中遵循不同的路徑,形成了各自的理論體系和實踐范式。它們沿著各自的方向并行不悖,其演化軌跡時而重疊,時而分離,最終殊途同歸,統一于現代生態學和漢文化的范疇之中。

（一）三國“風水說”之比較

伴隨著早期的文化傳播,“風水”思想從中國傳到了日本。“風水”思想傳入日本后,與日本原有的巫術相結合,不斷發展成為帶有強烈民族氣息的日本“風水”文化。日本“風水”吸收了中國風水文化的精髓,融入了佛教(神教)的尚德原則和慈悲情懷,混合了道教咒術與密教占術的神秘氣息和繁瑣儀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風水”理論十分強調尚德原則,認為“風水”能涵養“人”,能孕育“仁”,德厚則聚“風水”,德薄就失“風水”。“風水說”中有“一德二命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之說,因而日本“風水說”更注重積德,強調擇善而從,厚德處事。

日本的“風水”文化受佛教(神教)影響較深,帶有濃厚的神秘氣息和較重的隱喻色彩,這種特點集中表現在神社的建筑風格上。日本的神道自然觀認為,人與山、水、森林等自然物具有密切的親緣關系,自然,由神生成的人與萬物也會具有無可置疑的神圣性。同在日本,幾乎所有的神社都與山岳、海灣、河川、湖沼、森林、瀑布等自然環境相聯系。

這種神社建筑“風水”,追本溯源,起源于日本的神道思想(儒教、佛教和道教的混合體),端倪于先民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在日本《古事記》中,記載有這樣的神社傳說:據說在天地開辟之初,出云之神凝望著大地說:“出云這塊新的土地是個好地方,就是小了點,所以我要在它上面加點什么,讓它變大些。”說完,他環顧四周,一眼望到了新羅,看見那里的土地恰好符合他的要求。于是他用繩子從那里拖來了四個島嶼,將它們加在出云的土地上……,(其中)第四個島嶼變成了一位大神的廟宇所在地,他的神社被賦予了可靠的魔力,能夠保護稻田不受損害。

韓國與中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文化交流的歷史非常悠久。起源于中國的“風水”思想,不僅對日本的“風水”文化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也對同在漢文化圈中的韓國“風水”文化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經過長時間的交匯和融合,中國的“風水”思想逐漸與韓國的儒教文化相結合,形成一種根植于朝鮮民族靈魂深處的民族價值觀。韓國古代有一部話本小說《壬辰錄》,其中講到這樣一則故事:戰事結束后,明朝援軍的主將李如松巡視各地,發現朝鮮風水極佳,暗暗尋思:這樣的風水寶地必出大圣大杰,將來恐怕會成為中國的大患,不如現在切斷其地脈,以絕中國之后患。但當他找到氣穴準備下手時,山神突然顯靈,狠狠地懲罰了他。李如松只好打消念頭,怏怏返回中國。

韓國人盡管尊崇基督教,但儒教思想始終占據主導地位,滲透進了韓國民眾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韓國的“風水”文化自始至終浸淫在彌漫無際的功利氛圍之中,《三國遺事·天龍寺》中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東都南山之南,有一峰屹起,俗云高位山。山之陽有寺,俚云高寺或云天龍寺。《討論三韓集》云:“雞林土內有客水二條,逆水一條。其逆水、客水二源,不鎮天災,則致天龍覆滅之災。"

韓國總統竟選前的遷墳風氣,也極能說明其“風水”高度功利化的特點。毎到韓國總統選戰最為激烈的時候,一些候選人為了獲勝,往往通過翻新祖墳或遷移祖墳的方法來求得改運。“風水”之風在韓國愈演愈烈,甚至發展為政治生活的福佑蔭庇。當地一名政治分析家認為:“政客對改變自己命數的愿望很強烈。盡管“風水”顯然是封建迷信,卻是一個簡單易行的方法。”因此,韓國政客們把“風水”視作能否獲選甚至升遷的風向標,樂此不疲。

（二）三國“風水術”之比較

“龍”、“穴”、“砂”、“水”是“風水術”的四大法寶。所謂“尋龍踏脈”,就是通過對“山水風光”的整體研究和景觀分析,找出吉祥富貴可持續的優良生態環境。就“風水”實踐范式的延伸維度而論,“風水術”有“空間風水術”和“時間風水術”兩種情形,前者包括“陽宅風水術”、“陰宅風水術”,以及“家具裝飾風水術”(暫不討論),后者包括選日擇時、災害預報等具體內容。

1、“空間風水術

古人將“風水術”用在空間宅院(陽宅和陰宅)設計中,意味著選址、規劃、設計、營造都要考慮到天文、地理、氣象等因素,創造出兼天時、地利、人和為一體的環境,達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

（1）“陽宅風水術”

中國人的“陽宅風水”設計取法天地,卻不拘泥于自然。傳統建筑特別是皇家建筑,往往以宇宙天地之象作為仿效的摹本。中國“風水術”既要對自然環境進行選擇,更要對生存環境進行改造。中國“風水術”在處理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時,更傾向于主動改造山水環境,以實現其“榮宅吉人”的主觀愿望。他們在選擇宅地的時候,既然認為自然地形、地貌、水流方向、陽光和氣候特點決定朝向,那就在建房起屋、搭墻架椽時,面南背北,負陰抱陽。既然認為有能阻擋風的環形山脈,有能攔邪氣的曲折水流,便是好的環境,那就自己動手,積土成山,挖溝成河。

日本“風水術”分為“家相”和“墓相”兩部分,相比較而言,他們更重視“家相”(陽宅)“風水”。受佛教的影響,日本“家相”中所蘊涵的“空間風水”思想,既包涵了自然的物質因素,也暗含著和合的精神因素。日本茶室(也稱“草庵風茶室”)就是這方面的成功典范。“草庵風茶室”

是寺廟建筑和民間庭園相結合的一種小型茅舍,體現人們對靜謐、和諧、回歸自然理念的不懈追求。在“草庵風茶室”風水設計中,將樹木種植在通往茶室的路上,營造出淡雅、簡樸的環境,體現了茶道“和、靜、凊、寂”的思想情趣,能夠陶冶人們的情操,啟迪人們的性靈。

日本人總是把運氣的好壞與“家相”緊緊相連,不像中國人那樣,喜歡把運氣的好壞與祖墓的“風水”聯系在一起。紫式部在《王朝女性日記·檐下梅》中,借主人公之口道出了自己對“陽宅風水”的觀感:(原先宅第)大如深山,春花秋葉,姹紫嫣紅,勝于周邊山色。(新居)狹小,不可同日而語,庭院局促,無樹無木,甚覺無聊。

如果“家相”布局有些缺陷,就要想法彌補,日本民間會借用諸如設寶閣、添屏風的方法,實現他們“聚氣”的風水意愿。如《源氏物語·夕霧》寫到公主巧改喪室為喜屋一事時說:此時(儲藏室)喪家裝飾,似嫌不祥,故將做佛事的東室用屏風遮住。東室與正屋之間的帷屏為淡橙色,吉兇咸宜,并不惹眼。"

從“空間風水術”的內容來看,日本的“家相”和中國的陽宅風水略有差別。日本的“家相”特別重視方位,在日本當前流行的“家相”書中,方位“理氣”占了絕對優勢。時至今日,日本仍然沿襲著使用羅盤計時、測向的傳統風水習慣。不僅如此,日本的“家相”往往還和手相、面相等內容結合起來。日本德川時代曾流傳著這樣的手相定時法:朝暮之六時甚為難定,大的星星依稀可見,且觀手背之血管,看不見細血管,只能略清晰可見三根粗血管之時,則六時定矣。

大約在公元4世紀左右,佛教由中國傳入朝鮮。受中國風水思想的影響,韓國人的“陽宅風水”尊崇自然,師法天地。在韓國“陽宅風水”中,自然環境始終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因素。分布在全國各地的大量佛教寺院是該國“風水”傳統的明證,它們多半建在景色優美的山中,與山光水色交相輝映。對于自己仙居之山的風光水色(“風水”),韓國古代詩人徐敬德曾寫詩贊曰:花潭一草廬,瀟灑對仙居。山色開軒近,泉聲到枕虛。洞幽風淡蕩,境僻樹扶疏。中有逍遙子,清晨好讀書。

韓國“陽宅風水術”的不同尋常之處,在于決不作違背自然環境的徒勞嘗試,也決不與周遭的自然景色競爭高低,他們往往賦予山水特殊的隱喻性和象征性,試圖體現宅屋本身同自然環境相和諧的“風水”理想。因而韓國“陽宅風水”的主要特點,就是自然、簡潔、明朗,能夠給入寧靜平和的感覺。《南宮先生傳》中這樣描寫“仙師”所居的“風水”之地:忽有一洞,有川注于林薄,間流出大桃核,斗(注:人名)心欣然曰:“是中,莫是仙師所住否?”促步溯流,可數里許,仰觀一峰陡起,松杉翳日,有素屋三楹,倚崖而構,砌石為臺,位置清塏。

（2）“陰宅風水術”

作為選擇住宅地技藝的“風水術”,常被用作墓地的選擇和轉運的卜筮,逐漸衍化出“陰宅風水”術。在這一過程中,“陰宅風水”不斷被涂抹上了巫術和迷信的色彩。由于不斷增加帶有迷信色彩的預言,“風水術”的意旨在悄悄發生著蛻變。今天我們在進行中日韓三國“陰宅風水”比較研究的時候,應該秉承唯物、科學的原則,關注其合理的因素,剔除其迷信的成分。

中國人的生命宗教是視死如生。中國人認為天下萬物皆由“氣”生成,死后若葬在吉地,即可內憑先人余氣,外憑子孫思募,兼受吉地吉氣的催化,相互感應,共振共鳴。中國人認為祖先陵墓的吉兇好壞必能影響到子孫的福蔭,這種葬先蔭后的迷信心理主要表現在陵墓的選址上:覓龍,察砂,觀水,點穴,望氣、嘗水、辨認土石…,…,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選出萬年吉地,福蔭子孫,澤被后世。

中山陵,是我國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長眠之地。陵墓前臨平川,后擁青峰,東鄰靈谷寺,西毗明孝陵,視野開闊,氣勢雄偉。修林翠竹郁郁蔥蔥,周圍環境花嬌葉秀。能給人以迎山帶水、煙云繚繞、鳥語花香、氣象雄偉的絕佳觀感。站在如屏方山,面向似帶秦淮,近看翼抱崇崗,遠眺層巒后擁,正是:“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

日本民族的生命宗教是視死如歸。因而日本國民比較重視“陽宅風水”,相對忽視“陰宅風水”。在日本人的觀念中,死不是通往永恒的沉寂,而是走向了生機的流轉,在他們看來,生死是可以輪回的。如果一定要選出日本“陰宅風水”的范例,神社是勉強可以算的。日本的神社建筑“風水”,起源于原始社會的自然崇拜。當時只是把山體、森林、老樹圍合起來,稱之為神籬,加以祭祀。其神山、神木與圍柵組合的原始形態,雖經不斷發展,借景于園林、山水,但往往以真山真水為襯托,仍然體現著日本“陰宅風水”親近山水、回歸自然的特點。日本作家德富蘆花曾對安住神社所在的高根山風光水色(“風水”)進行過細致入微的描寫:今年五月中旬,我在聳立于伊香保西邊的高根山峰頂,藉草而坐。前面,大壑赫然張開巨口。隔著這條溝壑,左首聳立著臻名富士,右首聳立著烏帽子山。兩山之間,夾峙著臻名湖,水窄如一幅白練。湖的對面,掃部岳和鬢櫛岳等高山臨水而立,將湖面映襯得更加低平。烏帽子岳右面是信越境的群山,雪光燦燦,如波濤綿亙于天際。

日本不大重視墓地建筑,即使是歷屆天皇的墓地,也多為土墳,而且規模不是很大。日本國民注重的是墓地周圍的環境,崇尚死后擁抱山水,回歸自然。與之不同的是韓國和中國,既重視陽宅風水”,也注重“陰宅風水”。但韓國人持有“生死如幻,富貴在地”的生命觀念,與中國“生死在命,富貴在天”的“風水”思想有所不同。慶尚南道馬山地區流傳著一首兒歌—《寶貝閨女》,其中唱道:爹是京城兩班,娘是晉州新娘。我是一枝獨苗,爹娘的心肝。或許哪一日,我命歸西天,請別埋我在前山,也別葬我在后山。只愿深深地把我埋進南山蓮花臺。

韓國人往往把命運歸之于土地,認為有關生死的任何事件都與土地密切相關,無論是生者的居處之所,還是人死后的安身之處。因而韓國人在判定家運和前途時,更看重“陰宅風水”。他們覺得如果墳墓的選址合乎風、水、羅盤方位以及地勢上的“風水”特征,就一定能招來好運和繁榮。韓國濃厚的家族觀念更使這種觀念不斷強化,逐漸成為韓國國民的一種信仰,浸潤于民族文化的血脈之中。

2、“時間風水術”

“時間風水術”,在今天看來,頗有“八卦”①的意味。當然,隨著社會文明的進步,科技水平的提高,中日韓三國,無論哪一個國度的“時間風水術”,都會與時俱進,不斷更新。因而我們在看待三國“時間風水術”的時候,也應該用歷史、發展的眼光,擇其善者而關注之,擇其不善者而改進之。

與日本和韓國“時間風水術”強調察地不同,中國“時間風水術”重視觀天。中國的農歷“風水”既主張“看天”,也主張“看地”,他們認為天地之氣不是彼此孤立靜止的,而是互化互動和彼此影響的,誠如《論衡》所云:“云霧,雨之徵也,夏則為露,冬則為霜,溫則為雨,寒則為雪,雨露凍凝者,皆由地發,不從天降。”這種云、氣、霧、露相互轉化的思想,暗合了系統循環論的科學思想,包含著“防患于未然”的憂患意識,對觀察預測氣象氣侯以及防災抗災,極有用處。

日本人在出門時,都要占卜起程的日期和方位的吉兇。日本“風水”對數字特別講究,比較喜歡用奇數,一般選擇在單日出行,這與中國人講究雙日出行不同。在日本,人們建造房屋時,需要請“家相”師代為選擇開工日期。此外,日本還有種種神秘的儀式,比如蓋房動工前,要舉行所謂的“地鎮祭”,以安慰東方地神,祈求施工安全;在上梁時,還要舉行所謂的“上棟式”,保證上梁不出意外事故。這些儀式專門由神社里的“神官”來主持,煞有其事。

韓國對占卜也非常重視。早在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鼎立時代,國家就設有專門的占卜官(稱為“日者”或“日官”)。其占卜的內容五花八門:有天象、災異、星象、動物、植物、夢、相貌、游戲、比賽、生辰八字……·幾乎無所不包。在長期的“風水”占卜中,形成了各種禁忌和說教,主要體現在一些建筑儀式當中。比如在建造房屋之初,先要向“風水師”詢問,看自己的生辰八字是否適合建房屋的運數,如果不具有建造房屋的運氣,就換以別人名義建房,然后作形式上的房契,進行買賣交易。這些程序及要求,其實極符合現代法制社會的契約精神。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