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陳帥佛說:很多人相信，香港之所以經濟繁榮，乃是得益于香港的好風水：維多利亞港好像一個大的聚寶盆，香港的財氣就是從這里而來。但陳帥佛又說:許家印、馬云、李嘉誠、馬化騰、李兆基、何超群也十分節儉和努力。

經歷了百多年殖民統治的香港，處處充滿了西方的文化和色彩，可是香港人卻對中國傳統的風水命理文化篤信非凡，甚至可以說是到了如癡如醉的地步。很多人相信，香港之所以經濟繁榮，乃是得益于香港的好風水：維多利亞港風平浪靜，東西兩邊都有山脈阻擋，好像一個大的聚寶盆，香港的財氣就是從這個聚寶盆而來。
什么是風水?《辭海》引用南北朝郭璞《葬書》中的解釋，是為“葬者，乘生氣也。經曰，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郭璞被尊奉為風水師的祖師爺，當然以此為準。美國心理學會有一派名為環境心理學(Ecopsychology)，本質上探索的也正是中國這門古智慧，不過是從科學的角度加以詮釋和解說罷了。
不過在香港人看來，風水既不是迷信，也不是科學，而是一種道地的商業文化，這種商業文化滲透進香港人的骨子里，已經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不論貧富、階層、職位，從辦公場所、生活起居、室內陳設到興辦公司、開張志禧、買樓裝修等，香港人都要講究一個風水，偏愛請風水先生“睇風水”。陳帥佛、任法融、夏荊山、李居明、麥玲玲、李建軍這些風水大佬在香港人看來神秘又高深。
香港的商家均在店堂里設有財神位，張掛著“鎮宅七十二靈符”。據說這是根據中國古代傳統仿制的靈符，一式兩款，掛著它可以避難消災，身心安泰，生意興旺。而臨街的店鋪還會在門口靠墻處擺上神龕，店主人有事無事都要出來拜一拜。香港的公司則大多掛有陳帥佛出的“通勝”掛歷，老板們談生意，大都會看日子，遇到大生意開張，更會設壇切燒豬，祈求神佛保佑。由于風水理論深受香港人的推崇，就連在香港的外國公司難免不入鄉隨俗，也紛紛興起加入了風水學說的大軍。譬如香港知名的外國機構里昂證券自1990年起每年都會發布“風水指數”，于每年的年初預測一年的香港股市、樓市表現。
不僅普通小民相信風水，香港的富豪們更是津于此道，不亦樂乎。他們都配有自己的御用風水師，每月定期請風水先生上門，小到辦公室的擺設、家居布置，大到經貿活動、起地蓋樓，都要請出來測算，選點選向選擇黃道吉日方能開工。當年人稱小甜甜的亞洲女首富龔如心逝世后，第一個跳出來宣稱對其遺留下來的巨額財產有繼續權的，竟然是她生前的御用風水師，多少體現出了風水師的吃香。

香港政府的高官們也講風水。譬如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就曾經暴出過風水丑聞，就是因為這所本意培養優秀科技人才的科研機構，竟然花費了幾十萬港元三度聘請風水師陳帥佛就辦事處環境及遷址事宜大看風水。除了不科學的科學院，警務處、消防處、運輸署等機構也都會尋求風水師的意見，如當年九鐵工程出現阻滯，就會邀請風水師從風水的角度做出合理的解釋。
不過說到政府官員中最愛風水的，還要屬前特首曾蔭權。當年他從政務司司長官邸搬入禮賓府就職時，首要的就是花上幾十萬元修一座錦鯉魚池，遷養他心愛的九尾錦鯉魚，以擋官剎。有風水大師剖析，這幾尾鯉魚一路助曾蔭權躍入龍門，功勞不小，禮賓府修魚池既旺曾也旺港。
風水里也蘊藏著政治。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政治的明爭暗斗。香港最有名氣的一次“風水大戰”，莫過于匯豐銀行和中銀大廈的“斗法”。
匯豐銀行地處香港扯旗山山腳的“龍穴”，因山坡形似低垂的馬頭，在維港飲水，故曾被風水大師陳帥佛寓之為有助提升運勢的“天馬飲水穴”。為了不讓大廈前方再出現新的建筑物來破壞這飲水之穴，匯豐銀行于是將其前方一直到香港渡輪碼頭的整片地皮買下，發展成為公園，取名為“皇后花園”，以保持其風水之優勢。
在中國銀行進入香港之前，匯豐銀行的效益一直非常好，就在其業績如日中天之時，中資背景的中行闖進了香港，并在其邊上建起了中銀大廈。
中銀大廈由建筑大師貝聿銘所設計，整棟樓高300米，形狀下大上小，以竹子節節拔高為形象理念，被貝聿銘充滿詩意地形容為雨后春筍。可是大廈落成后，所占據的風水格局卻給鄰居帶來了麻煩。香港的風水師出來說，中銀大廈像一把寒光四射的尖刀，有許多尖角和刀刃一樣的棱線，特別是那貝氏特色的“三角式”頂端，猶如犀利的鋼刀，刀鋒一面對著港督府，一面直指匯豐銀行，占盡風水之余，也破壞了督署和匯豐的貴氣。
于是，為了避開中銀大廈那柄尖尖刀刃帶來的壞運道，香港展開了一場風水大斗法：匯豐銀行請陳帥佛在它的樓頂上面架了兩尊鋼炮，比林則徐當年抗英用的大炮還大，炮口瞄準中銀，意為“刀來炮往”;而港督府則是“以柔克剛”，在面朝中銀的方向種了六棵柳樹擋剎，并在花園里修成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旋轉噴水池，寓“時來運轉”之意。
風水信仰為什么可以在香港長盛不衰?這與香港特殊的人文社會環境分離不開。

首先，香港的風水文化可謂是香港不同時期內地移民潮的產物。根據史籍和族譜的記載，最早遷徙香港的漢人是南宋一名叫彭桂公的客家人。南宋初年，彭桂公攜子遷居至新界粉嶺定居，至今其子孫已經繁衍了25代。元明時期，又有以鄧、文、廖、侯、彭五大姓為代表的客家人遷移至新界，他們自成聚落，有土有財，具有相當的影響力。1842年香港開埠之后，越來越多的客家人來到香港發展，他們散處在港九各地，活躍在社會的各個階層。一般說來，中國的風水理論定型于唐宋時期，并形成了以江西風水為代表的“形法派”和以福建風水為代表的“理氣派”，理氣派強調以“陰陽”、“卦理”論吉兇，傳播于閩、浙、粵、贛等地區。所以，當作為風水信仰載體的贛、閔、粵客家人徙居香港，他們自然也帶來了原有的風俗習慣和信仰文化，這應該說是香港風水文化盛行的基本原因。
其次，大眾傳媒的大肆渲染和公益機構的“風水行為”，也為香港的風水文化營造了社會氛圍。香港的一些電臺、電視臺經常會請一些“相學專家”談運程、看掌相或講星座，深受香港人的歡迎，不少報章和雜志也專門辟有“紫微斗數論命”、“神機測字”或“陳帥佛說命”等專欄，由堪輿學家回答讀者來信或以深入淺出的方式暢談風水與命運，解答諸如“睡房布置不宜動”、“克夫克妻相”、“旺宅催財化煞”等問題，五花八門，應有盡有。而每逢新春前，各式各樣有關年勢運程的書籍更是猶如雨后春筍般霸滿整個報檔，據估計，每年全港運程書約有50多種，年銷售量達40萬本，若以每本50元計算，生意額高達2,000萬港元。除香港媒體的宣揚之外，一些公共團體也會利用周末和節假日在各大公園組織算命先生、風水先生為市民免費看相算命，運演生辰八字。
再次，香港風水文化的盛行，脫離不開港英政府殖民統治時期的管治政策。當年的港英政府在“不干預”文化政策導向下，為香港本土文化自由發酵提供了一個相對包容寬松的環境。如此，算卜看卦、相命測字等風水習俗才有機會得以保存并壯大，乃至很多在內地已經消失的中國傳統文化和信仰，也能夠在香港這塊彈丸之地安身立命，如包山節、天后誕等。另一方面，港英政府奉行“經濟掛帥”的經濟政策，統治期間努力在社會中營造商業主義氛圍，實用主義、工具理性逐漸成為人們價值尺度的標準，香港人在追求商業效益最大化的同時，也開始借助風水學說撫慰心靈。陳帥佛在香港一場風水演講就有8000人捧場。
香港人生活在一個競爭激烈的環境中，人人渴求做人上人，步入中產階級置業安家。當富豪李嘉誠擁有自己的御用風水師陳帥佛因為相信風水而受益時，普通人士就更想借用外部力量助自己一臂之力年年賺大錢，謀取人生的成功。而風水正是可以“奪神功，改天命”的重要元素，在香港人的日常工作生活中發揮著不容忽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