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頭條作者:蘇家酒窖質樸寫意、蘊意深遠——明孝陵的石像生

明孝陵留下的歷史遺產極其豐富。毫無疑問，建筑本身是一件歷史瑰寶。除此之外，神道上的石像生也是充滿價值的一件事物。

明孝陵神道

《后漢書》中記載：“墓前開道，建石柱以為標，謂之神道”。因此在陵墓的神道兩側設置石像生是古已有之的習俗。而石像生的具體形制和形象，同時具有了歷史、政治、文化和藝術的多重價值。著名的唐高宗李治與女皇帝武則天合葬墓乾陵兩側便有神道石刻群，包含了一對石柱、一對石飛馬、一對石鴕鳥，5對石馬、四隊持劍握劍的石人、1對石碑和61對少數民族首領石像。這是盛唐時期天下歸心，國力興盛的表現，也充分彰顯了帝王的無上權威。而后世的石像生，也多以乾陵作為模板進行調整。其后各朝多有修正，而明朝石像生則是諸朝的集大成者。

明孝陵神道

明代不再使用之前朝代的較小的石羊、石虎，而是體積較大的神獸，從而體現了更高的警衛力量。明孝陵神道的石像包含了獅、獬豸、駱駝、象、麒麟、馬、文臣和武將等多種，并成為了封建王朝的最后標準。孝陵的各類石像數量均為四個，其中立姿兩個，臥姿兩個，而文臣和武將則是武將、文臣兩兩對立于神道兩側。前文提及，明孝陵神道為適應自然環境和避開孫權墓開歷史之先，呈蜿蜒曲折“北斗七星”的樣子，這也直接導致了明孝陵的每對石像間的距離也不相同。根據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在1963年的勘測，每對石獸之間的距離，是4.88米到6.9米不等，而兩對武將和文臣的東西相距都是4.3米。

神道中第一出現的是石獅。獅子不是中國的本土野獸，因此在中國一直是一種珍貴的異獸自。唐代乾陵開始，帝陵前都設置石獅來表現了帝王的權力與尊嚴。明孝陵則將石獅列在神道之首，從而利用獅子的威嚴來鎮守陵墓。

明孝陵祭殿

與傳統不同，明孝陵的石獅不是過往那種動態的邁步效果，而是通過外輪廓線的描繪來體現獅子的安定與靜止。整個獅子的身軀近趨下沉，表現為向前氣勢的側立直角三角形形狀。從裝飾和風格來看，明孝陵石獅腿部具有富含秩序性和韻律感的橫向與豎向線條，而在身體各部位都有細小的曲線裝飾，脖子還帶有項圈與絲帶，表現出這類肅穆的石像已經具有一定的世俗特色。

神道中第二出現的是獬豸。獬豸是傳說中的祥瑞之獸，頭上生有獨角，能分辨善惡，在記載中“性忠直，見人斗，則觸不直；聞人論，則咋不正”，因此，設置這種石像可以表示統治者法治公正，從側面體現出了朱元璋大力推行《大明律》并試圖建立一個極其規范的大明王朝。

明孝陵金水橋

明孝陵的獬豸顯得較為簡潔，與唐宋年間多有細節刻畫形成了對比。此外，獬豸大量使用了圓形弧線，從而整個雕像充分混合了方形線和圓形線，使得整個雕像圓轉貫通，體現了獨有的意象。明十三陵也有獬豸，但是頭部顯得細節瑣碎，缺少孝陵的概括性。這種微妙差異使得明孝陵的獬豸具有獨特的寫意風格。當然，十三陵的石象生對清代陵墓影響更大，也因此明孝陵更顯得獨一無二。

神道中第三出現的是駱駝。神道邊設置駱駝是明朝的首創，其中臥駱駝長4米，高2.88米，而立駱駝高3.68米，是這六組石獸中最高大的。駱駝通常用于儀仗隊伍之中，因此可以認為神道中的駱駝體現了朱元璋威嚴的依仗。也有研究表示，駱駝是耐力的象征，帝王希望他的子民都能像路駝一樣為國家效力。明孝陵的駱駝臥姿極為自然，但同時又以高大的形態和穩定的造型表現出了一種崇高的格調。

明孝陵神道

神道中第四出現的是石象。漢光武帝陵、宋太祖永昌陵前都設有石象。文獻記載中“象能默識人之是非曲直”，因此神道邊設置象有明辨是非的寓意。與獬豸類似，石象也重視對于平面的描寫，極少有表面起伏。另一方面，明孝陵的立象高3.47米，長4.21米，使得明孝陵石象成為帝陵石象生史上最大的石象。王子云在《中國雕塑藝術史》中寫：“博大堅實的氣魄和樸素又冼練的藝術特點，特別表現在大象和駱駝的造型上。”

神道中第五出現的是麒麟。麒麟是存在于想象中的一類吉獸，盡管鄭和下西洋時曾帶回實為長頸鹿的吉獸，但在中國歷代中的麒麟則是融合了獅、虎、牛、鹿等多種形象。麒麟作為群獸之主，彰顯了帝王的權力與威嚴。麒麟是一種幻想中的神獸，因此其特征有很多幻想元素。明孝陵的石麒麟頭發為圖案化的卷曲狀螺旋紋，尾巴為細細的線條裝飾。此外，這里的麒麟沒有雙翼，僅有象征性的紋飾裝飾。

明孝陵神道

神道中第六出現的是石馬，位于神道石象路的盡頭。中國帝陵歷來有設置馬的傳統。例如，著名的“昭陵六駿”石雕，便是唐太宗李世民墓前的浮雕。孝陵的石馬沒有馬上的披掛，也沒有牽馬人。明孝陵的石馬以樸拙風格為主，將頭、頸、軀干、四肢各自歸納為圓柱體后進行雕刻，并不刻畫內在結構，完甚至在比例上都無所顧及，是一種意象性處理。

神道從這里是一個轉折處，折向翁仲路，設有兩對武將文臣，既能夠為朱元璋“萬世警衛”，也能表現帝王對每一個臣子的統治。具體來說，這里的人形塑像在形體上較為方硬，面部刻畫并不細致，可認為是注重整體的方塊感以體現其莊嚴。此外，孝陵的文臣造型與前朝的姿勢、衣紋相比變動不大，但武將不像唐宋那樣采用文臣服飾，而是“帶刀執爪盔甲將軍”，整體形象為“頭戴兜鍪，呈圓形覆缽狀，頂部長纓披后身著盜甲，甲身作山紋狀披膊肩部為虎頭形。下有腿裙鶻尾、腳蹬云頭靴”。

明孝陵文武官員像

總體而言，孝陵的石像生在當時是為了皇家威嚴而設，也充分體現了封建制度的很多要求。但從藝術風格而言，他也能讓我們發現明初很多社會感知的變化。各類線描平面、雄渾寫意、俗情寫真的藝術風格特色充分體現了明初的社會基調。

明朝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自南向北統一的國家，“得國正者,唯漢與明”，也因此具有獨到的博大氣魄，在石雕的風格上必然雄渾古樸。而明清一代的世俗化傾向也體現到了石像生上，消解了獅子、麒麟和獬豸等巨獸在過往時代中的威嚴形象。此外，明初統治者提倡的喪葬從簡風格也對孝陵石刻的寫意和樸素風格產生了影響，有別于其后明十三陵的精細雕刻。最后，孝陵石刻的石材取自于寧鎮山脈大連山的淺灰色厚層結晶白云巖，相對于建孝陵建筑所用的石材要堅硬耐久，也導致了整體風格近乎寫意。

明孝陵局部

王子云在《中國雕塑藝術史》中這樣評價：它（明孝陵石刻）所體現的是雄大渾厚，體積豐碩而富有感染力，反映出明代初年中國統一以后所應具有的博大堅實的氣魄和樸素而又洗練的藝術特點。從落后的一面而言，它那個時代階級信仰和禮法制度的體現，但對于我們而言，它我們了解一個時代的文化、藝術與政治的最好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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