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光明日報，新型冠狀病毒雖為這次疫情的直接致病源，但《黃帝內經》對疫病的發生，有天、人、邪“三虛致疫”的理論，認為沒有相應的運氣條件，光有病毒是產生不了大疫情的。

隨著天人合一、五運六氣思想越來越普及，許多專家在分析疫情的產生時都開始結合五運六氣。但一些文章在運用五運六氣理論時，往往停留在與某一時段常位運氣的比照，缺少從多因子綜合和動態變化的角度進行分析研究。

《黃帝內經素問·六元正紀大論》論述己亥年終之氣“其病溫厲”，凡學習五運六氣者都會關注到。己亥歲終之氣產生“溫疬”的運氣因子主要是在泉之氣的少陽相火，這跟年前流感的證候特點比較符合，比之于當下的新冠肺炎疫情就不甚契合了。清代著名溫病學家薛雪說：“凡大疫之年，多有難識之癥，醫者絕無把握，方藥雜投，夭枉不少，要得其總決，當就三年中司天在泉，推氣候之相乖者在何處，再合本年之司天在泉求之，以此用藥，雖不中，不遠矣。”聯系到三年前丁酉歲的“地不奉天”“柔干失剛”，才能看到“三年化疫”的“伏燥”和“木癘”；從己亥少陽在泉的左間是陽明燥金、接下來庚年的歲運是太商等運氣因素綜合分析，才會對本次疫情的“燥”邪有較清晰的認識；聯系到己亥歲的土運和庚子歲初之氣的客氣太陽寒水，才能更好地去體驗“寒濕”問題。

從“三年化疫”的角度，比較2017年的“柔不附剛”和2000年的“剛柔失守”，2017年的“失守”并沒有2000年那么強烈，所以新冠肺炎的烈性程度比不上SARS。但為什么新冠肺炎的傳染性又超過了SARS？我們看到SARS的運氣因子里是沒有“風”的，而己亥年是厥陰風木司天，引動的是“木癘”。由此，新冠肺炎的傳染性強于SARS就不奇怪了。另外，2019己亥為土運不足年，厥陰風木司天，風木克土，故新冠肺炎感染更多見消化道癥狀。

新冠肺炎感染者都有顯著乏力癥狀，這恰恰是伏燥的重要指征。大凡伏氣皆病發于里，故早期便可見正虛陰傷。關于伏邪，前人有伏邪發少陰之說，那是對傷寒而言的；若是伏燥則病伏太陰，太陰是肺和脾。SARS時主要發于肺，新冠肺炎則兼發肺和脾。通常的辨證論治常把燥和濕對立看待，但在運氣學說中兩者關系密切，運氣學說中有句名言叫“濕與燥兼”。燥和濕是新冠感染者最普遍的病機，前人云“燥又兼濕者最為難治！”故如何處理好潤燥與化濕的矛盾，是防治新冠肺炎的關鍵所在。

新冠感染中，還有一個病機是“火”。年前的少陽相火明顯易識，進入庚子歲后，少陽漸退，庚子的司天之氣是少陰君火，在歲氣交司之初與初之氣的客氣太陽寒水兼夾出現，不易覺察。網上反映有些病人“每到半夜就會冷得要命，冷到骨頭里，沒有這么冷過。”按照《傷寒論》六經欲解時理論，這是辨識少陰病的關鍵性依據。

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首批專家考察回來提出的病機是“濕熱”，而第二批專家回來講的是“寒濕”。孰是孰非？其實從五運六氣的動態變化來看不難理解。第一批赴武漢的專家去得稍早一些，彼時剛交了大寒，去歲終之氣的少陽相火余焰未燼，加上己歲土運濕氣的滯留，見到濕熱較多是可能的；隨著少陽相火的式微，庚子初之氣太陽寒水之氣的影響逐漸顯露，第二批專家敏銳地感覺到了寒濕之氣，前后看似矛盾的結論，其實從一定角度反映了五運六氣的動態演變。

綜合分析各個運氣因子，筆者認為，本次疫情的發生，燥、濕、火、寒、風都有，六淫雜陳，錯綜復雜。運氣理論“疫毒必藉時氣而入侵，得伏氣而鴟張”，伏氣為本，時氣為標，故不管濕熱還是寒濕，“伏燥”和“木癘”之氣是貫穿始終的病機之本，隨時變化的火、濕、寒等是病機之標。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于歲氣交接之際，又有三年化疫的伏邪因素，病機錯綜復雜又隨時變化，故治療亦需要察運因變，靈活機動。而且，六氣雜陳，要考驗中醫整體把握的能力。

需要強調的是，五運六氣是不斷變化的動態周期，要隨時應變，與時俱進。

（作者：顧植山，系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龍砂醫學流派代表性傳承人、安徽中醫藥大學教授、無錫市龍砂醫學流派研究院院長）

原標題：從五運六氣理論看新冠肺炎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