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風與銅錢：海島日本遭遇世界帝國1268-1368》，康昊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啟書局，2022年9月出版，320頁，59.00元

康昊的新書《神風與銅錢》，正如其副標題所揭示的那樣，主要講述了從1268年蒙元初次入侵日本到1368年元明鼎革之間，“海島國家”與“世界帝國”之間的沖突、交涉，以及兩國和周邊東亞各地的歷史進程。

近年來，有關蒙元帝國如何影響歐亞大陸各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話題備受關注。游離于帝國秩序之外的日本，不僅兩次抵抗元朝的侵襲，還與大陸王朝之間保持了長期且頻繁的貿易往來，無疑構成了蒙元“海洋帝國”方面的重要注腳。本書的講述重點，正是世稱“蒙古襲來”的元日戰爭以及此后的元日海上貿易、文化交往，前者據傳被“神風”所終結，后者則以罕見的巨量銅錢買賣為特征。

一

“神風”之稱廣為流傳，原指1274年、1281年兩次“蒙古襲來”時，對元軍造成了沉重打擊并最終導致元軍撤退的暴風雨，由于當時日本全國寺院、神社廣泛進行“異國降伏祈禱”，故而時人多將能夠擊退強大元軍歸功于神明護佑的“神風”——二戰后期，這一歷史上的信仰要素又被軍國主義者扭曲、利用，成為臭名昭著的自殺攻擊語源。不過，始于戰爭的元日交涉在戰后并未終結，以寧波和九州博多為主要節點的元日貿易，反而日益繁榮，甚至推動了東亞海域內諸多地區經濟文化交流的持續發展——書中也提到，此后成為“萬國津梁”的琉球，正是從此時開始中介東亞海域貿易。

由戰爭和貿易構成的元日交涉背后，是當時兩國各自政治、文化、宗教信仰的持續演變，以及整個東亞海域國際秩序的動蕩與轉型。對此，葛兆光、村井章介、榎本涉等中日知名學者都有所關注和論述。本書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結合作者在中世政治、宗教研究等方面的深厚積累與透徹理解，以凝練而生動的筆法，對這一段海島日本遭遇世界帝國的歷史，進行了條理清晰且維度新穎的講述和解讀。

就非元史或日本中世史專業的讀者而言，本書的首要貢獻便是對蒙元時期的中日交涉以及日本國內的基本情況進行了完整梳理，特別是系統地廓清了同時期（鐮倉時代）日本的政治演進與經濟、社會構造——這些內容因其本身的復雜性和國內相關研究的空白，一直以來都缺乏夠清晰的普及性中文著作。當然，本書雖易讀，卻并非簡單的歷史科普，或者如作者過謙所說的“小書”，學術性格才是其核心。

其中，作者不僅詳細解釋了中世日本復雜的土地多重所有制、鐮倉幕府的組織結構與內部斗爭、朝廷與幕府之間權力分配的變遷等事關中世日本史基本理解的問題，而且結合對“權門體制論”“東國國家論”等學術史上重要結論的介紹與批判，參考近年來的最新成果與史料發現，對包括鐮倉幕府的政權性格、天皇家兩統對立的形成、建武新政、新安沉船時代的元日貿易等關鍵議題加以深入闡釋。正如腰封前題中所言，本書雖從元日戰爭入手，卻有意識地跳出戰爭敘事，多維度呈現了戰爭前后的日本歷史進程。

另外，作者還基于對歷史小說、影視劇（大河劇）等大眾歷史認識的了解，揭示出很多廣為人知的歷史誤讀。比如，多數情況下鐮倉幕府不是真正的國家政權，并不掌握東國以外的軍事力量且與朝廷關系密切；元軍二度征伐（弘安之役）的失敗雖與臺風有關，但幕府的積極備戰與九州武士的奮勇戰斗同樣不應忽視；“蒙古襲來”對日本的直接影響十分有限，反而是備戰引發的幕府權力擴大和“戰時執權”北條時宗的專制、“神風”推動寺社營造熱潮等間接影響才更加巨大和深遠等等。事實上，這些關于鐮倉時代日本和元日關系的誤解，即便在日本民間乃至非中世史的學者中也屢見不鮮。作者能在系統講述的同時，有意識地對這些誤解加以揭示，用心之良苦可見一斑。

元日水軍海戰，竹崎季長繪《蒙古襲來繪詞》（1293年）

二

如果說戰爭（神風）與貿易（銅錢）構成了元日交涉時代的歷史主線，那么蒙元“世界帝國”的興盛、發展與衰落無疑是引導主線走向的關鍵。對于早已游離于大陸政局之外的日本而言，“蒙古襲來”的沖擊突如其來又十分兇險；而對于忽必烈治下的世界帝國而言，日本卻是其東方征服的海洋節點，無論是襄陽之戰前后經高麗致書招降，還是在征服南宋前后的文永、弘安兩次征伐，都是其政治構想的自然延伸——事實上，忽必烈在生命的最后階段，仍計劃備戰三征日本。然而，一旦繼任的元成宗鐵穆耳改變既往策略，元日貿易就得以在戰爭結束的十余年后開啟，迅速走向繁榮并對日本產生了較之戰爭更深遠的沖擊。可以說，蒙元“世界帝國”的政治抉擇，即便沒直接影響到日本國內的政局，也無疑對日本的政治演進，特別是鐮倉幕府的興衰、建武政權的起落乃至室町幕府前期的政治動蕩產生了不容忽視的間接影響。

在世界帝國與海島日本的遭遇中，作為地理背景的東亞海域，其實是切入這段歷史的另一個重要維度，也是全球史視野下探討東部亞洲區域史的必然途徑。作者對以桃木至朗等學者為代表的日本全球史研究理解極深，這或許也是本書將目光瞄準“蒙古襲來”這一東亞海域史上代表事件的前提。我曾有幸得聞作者講解以東亞海域為一個“歷史世界”的研究計劃，其中不僅包括本書涉及的十三、十四世紀，還將串聯起九世紀的新羅海商、十至十一世紀的宋商貿易、十五世紀以后的朝貢體系，乃至十七世紀危機等一系列東亞海域中交流或沖突的歷史進程。如此一來，我們不僅能夠結合東亞海域內的關聯與互動，重新思考海域內各地區的政治演進和對外交流活動，甚至有可能重構區域歷史的分期方法和研究范式。本書對此已有實踐，無論是對高麗甚至是三別抄對元日戰爭影響的分析，還是對元日貿易中宋錢流通、琉球中介等問題的觸及，無不反映出作者不限于日本、元朝抑或是中日交流史的廣闊視野。我認為，這種視野更新也是本書對學界研究的主要貢獻之一。

關注往來于元日兩國間的禪僧事跡，是本書的最大特色和又一獨特視角。作者長期致力于中世日本佛教史研究，已在日本出版《中世禪宗與元日交流》一書，對禪宗視角下的中世日本及元日交流有著深入且縝密的考察。本書也正是通過對諸多中日禪僧生平、傳承和記述的介紹，揭示出一條與前述主線相輔相成，又不同于慣常宏大敘事的、個人視角化的歷史敘事維度。這些禪僧或是因求法而由日入元，或是為弘法、通交而自元赴日，要經歷依舊兇險的航海行程，可能會受到“敵國”乃至本國官員、民眾的猜疑。他們當中，有如蘭溪道隆、無學祖元、一山一寧般東渡扶桑，得到幕府執政或朝廷信賴、開創日本禪林風氣者，也有如龍山德見、雪村友梅、中巖圓月等，借助元日貿易帶來的“入元僧”留學風潮赴元，歷盡艱辛追求佛法者，還有如夢窗疏石、虎關師煉等，受到赴日的宋元禪僧或入元僧影響而在日本大放異彩者。部分禪僧直接參與到了元日間的戰爭和交涉中，更多的則是作為一介僧侶，以自己的經歷和事跡見證歷史。本書在大歷史的敘述間隙，巧妙地穿插了這些或重要或平凡的禪僧之形狀，無疑為讀者提供了理解這段歷史更加生動和真切的路徑。

三

學術價值之外，本書還以精妙的筆觸講述了這段歷史中的諸多奇妙和吊詭，讀之不免感慨，實屬“額外奉送”的閱讀樂趣。

一句“珍重大元三尺劍”的偈語，在書中各段反復出現，串聯起了動蕩時空中的禪僧軌跡：南宋滅亡之際，面對攻入雁蕩山能仁寺的元軍刀架脖項之險境，無學祖元“神色不稍變”地念出此禪偈勸退之；無學祖元渡日后，深得北條時宗及鐮倉禪林景仰，此段《臨刀偈》也在日本流傳；多年后隨商船入元求法的雪村友梅，受倭寇暴亂牽連而被元朝地方官府下獄，在臨刑之時以標準漢語吟出此偈，震驚獄吏并逃過一劫；元末亂世，慶元天寧寺住持東陵永玙受取代鐮倉、建武政權的室町幕府邀請，赴日擔任京都天龍寺住持，成為元朝最后一位渡日僧，而他正是無學祖元的侄孫。一句禪偈和幾代渡日、入元禪僧，就這樣見證了從南宋滅亡到元朝沒落的百年歷史，實在令人唏噓。

另一個讓我深感歷史的吊詭或者說“塞翁失馬”的，是書中對鐮倉幕府命運的敘述：原本控制范圍集中于關東的鐮倉幕府，因對抗“蒙古襲來”的戰時體制，而得到了執掌西國乃至全國武士的權力；然而，這種權力擴大同時導致幕府背負上更多的責任，尤其是調停天皇家的兩統對立，以及各級莊園領主間的矛盾；專制體制下的權力集中又引發了幕府內部的激烈斗爭；職權范圍不斷擴大的幕府變成了中世一切矛盾的出口，而這些早已積重難返的矛盾，則以后醍醐天皇的“倒幕”為契機，最終壓垮了鐮倉幕府。

更無奈的是，一心改革的后醍醐天皇，雖然順利消滅了鐮倉幕府，卻難以對抗奔涌的大勢，致使其主導的建武新政僅維持了三年便被足利尊氏推翻，此后則是南北朝對峙、室町政權內部矛盾引發的“觀應擾亂”，數十年間動亂不息。可見，鐮倉幕府的滅亡并未解決那些本就不受其制約的矛盾，然而歷史的車輪卻早已碾過，不免令人感慨當初“蒙古襲來”引發的權力重構究竟是福是禍。

當然，書中令人拍案之處遠不止于此。加之作者絕佳的文字功力和嚴謹的學術探究，對讀者而言，本書無疑是一部在知識性、理論性、故事性上都會有所收獲的力作。本書的講述結束于明初，中日貿易在朱元璋的海禁政策下中斷，又在朱棣的朝貢體系中再開。然而，無論中日之間是戰是和，貿易是斷是開，卻都如本書中那些往來于東亞海域的禪僧所揭示的一般，民間社會與文化上的聯系不會真正隔絕。就在元明鼎革的1368年，天龍寺禪僧絕海中津渡海來華，后得朱元璋召見并于御前對詩。絕海中津呈上的這首名為“應制三山”的漢詩，或許能為本書所述的時代畫上一個句號，本文也將以此作為結束：

熊野峰前徐福祠，滿山藥草雨余肥，只今海上波濤穩，萬里好風須早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