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心狂儒李贄

作者 黃大陸

手辟鴻濛辟混茫，浪翻今古是非場。

通身是膽通身識，死后名多道亦彰。

髡頂逃禪又雜儒，放言橫議不粗疏。

世皆欲殺身殂獄，天下何人容卓吾。

這首詩是明末學者馮元仲寫給李贄的吊祭詩，它稱贊李贄敢于放言橫議，手辟鴻蒙，浪翻今古的通身膽識，也哀傷其“世皆欲殺身殂獄”的悲慘結局。查看歷史資料，李贄確實是一位狂得無所畏懼，奇得令人瞠目的“離經叛道”之人。在中國，他被社會學者視為晚明思想啟蒙運動的旗幟，被詩人們賦予了猶如傳說中開天辟地的盤古式的文化象征意義，也被哲人們賦予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之人”或“坐圣門第二席”的崇高歷史地位。在國際上，他以一位為真理而獻身的“哲學的烈士”的崇高人格形象，被稱為“中國人中罕見的典例”。

這樣一位具有通身膽識并以“直聲震天下”的思想家，在命理上有何特征呢？我們不妨拿他的生辰八字來賞析賞析。

李贄生于1527年農歷10月26日戌時，其八字命式為

官 劫 日 殺

丁 辛 庚 丙

亥 亥 午 戌

7歲 17歲 27歲 37歲 47歲 57歲 67歲

大運：庚戌 己酉 戊申 丁未 丙午 乙巳 甲辰

亥水食神當令，因有兩個亥水則食多為傷，以傷官為用。時支有戌土印星制傷官，構成了傷官配印的貴格。兆示命主能出仕為官。命局與大運不見財星壞印，也不見財星生官，其為官必然清正廉潔，是個貴而不富之命。八字官殺重重且透干，中晚年又是官殺旺地，命書云：“殺重身柔，聲名遍野”，預示命主會名滿天下。食傷得用，還會有很多學生和弟子。

此命格之病有四：一是食神只有兩個，還不是太多，格局之病不是很重，減少了貴氣；二是官居前而印居后，如此則傷官先克官而后才被印制，加之傷與官又是水火之戰，食傷又代表思想言論，這顯示命主思想新異，口無遮攔，常常與人爭長論短，幷因思想言論而招災惹禍；三是官殺在月處于絕地，在時處于墓地，兆示命主子女雖多但易夭折；四是大運西南，為財星甲木死絕之地，主命主雖貴不富，甚至貧困，且其父壽不長。

《淵海子平·論傷官》云：“傷官主人多才藝，傲物氣高，常以天下人不如己，而貴人亦憚之，眾人亦惡之。”尤其是在傷官克官的情況下，這種恃才傲物的心性就會更加凸顯。官星是代表官方制度和正統道德規范的，以傷官克官，就是破壞傳統、反對正統，離經叛道，標新立異。加之食傷又是代表兒童的，此格之人多童心不泯，喜歡用完美主義眼光看世界，而上帝又不創造完美的事物，所以食傷格之人多為理想主義者，不滿現實，所追求的事物，常常就是這世間沒有的空想的東西。

命局制傷之印又是戌土偏印，而偏印則是代表非主流文化的，所以命主天生就很另類，具有很強的叛逆性格，打小就是個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孩子。他在《陽明先生年譜后語》中曾說：“余自幼倔強難化，不信學，不信道，不信仙釋，故見道人則惡，見僧則惡，見道學先生則尤惡。”后來他還在其《自贊》一文中對自己的人格做了如下深度的剖析：“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詞鄙俗，其心狂癡；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見親熱。其與人也，好求其過而不悅其所長；其惡人也，既絕其人，又終身欲害其人。志在溫飽，而自謂伯夷、叔齊；質本齊人，而自謂飽道飫德。分明一介不與，而以有莘借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謂楊朱賊仁。動與物迕，口與心違。其人如此，鄉人皆惡之矣。”看看，命主正是命書上說的“貴人憚之，眾人惡之”的這樣一個主兒。他說他自己“性剛使氣，患在堅強而不能自克也”，知道自己脾氣臭，但就是改不了臭脾氣，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啊。

命局之傷官居于年月，印星居于日時，表示命主早年得不到母親關愛。符合命書“年上傷官，父母不全”的論斷條件，有了早年喪母之象。5歲壬辰年，辰戌沖而打開水庫，火土兩傷，其母因病去世。甲木父星在亥水中長生，故全靠其父親賺錢養家。

7歲進入庚戌大運，庚金比肩主事，少年比肩比剛強，其頑劣可想而知。戌土印星當道，學業還算順遂。流年甲午，偏財父星生殺制身，命主在其父親這個教書先生的管束下讀詩書、習禮儀。人很聰明，一學就會。12歲就時就寫了一篇《老農老圃論》的文章，對孔子反對樊遲學農的行為產生不滿，小屁孩就敢說孔大圣人的不是了。14歲時讀完了《易》、《禮》，改攻《尚書》。

17歲運轉己酉，印星透清，化殺生身，雖然利于學業，但格局之病未除，運氣還不是很好。18歲乙巳年，財星透出生殺合日元，婚姻大動，次年丙午妻宮臨太歲，娶黃氏成婚。婚后獨立生活，不得不“糊口四方，靡日不逐時事奔走”，同時還要努力求學，準備科考，完成父親的心愿。25歲壬子年，合官留殺，清格，命主中舉。既然考上了舉人，也就有七、八品的小官做了，能混口官飯吃，他認為就對得起家人了。此后，他沒有繼續參加進士考試，而是坐等朝廷選派，從政就祿。往下的癸丑年印星太重，甲寅乙卯年又是財星制約戌土印星，自然難以獲得朝廷選任。

27歲大運為戊申，這步大運跟己酉運差不多，也屬于小好之運。申運穿亥，克其中的甲木，有喪父之兆。29歲丙辰年，殺星臨太歲稍微增力，命主被委派到河南衛輝府共城當教諭（相當于縣教委主任）。本來，他“初意乞一官，得江南便地，不意走共城萬里”，心里不情愿，但又“不得不假升斗之祿以為養”，便委委曲曲的服從分配去了共城。第一次上任，他“竟與縣令、提學觸”，一說話就得罪人。結果，“在百泉五載，落落竟不聞道”，沒人買他的賬。三年期滿后，33歲庚申年被調到陪都任南京國子監博士，名字蠻好聽，其實是一個比芝麻綠豆還小的從八品官兒。這年申金穿克甲木，其父病亡，命主新官上任才兩月，就回家守孝去了。35歲壬戌年，服喪期滿，回陪都復職。但是印星多了是閑像，故朝里沒人管他的事，等了十個月也沒被安置工作，無錢吃飯了，便去給人家當了十個月的家教。

37歲運入丁未。本來八字已是合官留殺，再走官運，則官來混殺，格局不清，事業必然不順，而且還不利子女。這年甲子，子午沖，傷官克官，命主好不容易被安排了一個閑職——北京國子監博士，可是上任沒三天，這位老憤青就與秦鳴雷、呂調陽等上司大唱反調，言語沖撞他們，鬧得大家不愉快。旋即二兒子和祖父又相繼去世，于是便請假回籍，料理后事。38歲乙丑年，丑未戌三刑，墓庫開而收官殺入墓，適逢戰亂，三個女兒又餓死了兩個。次年，他只好將快要餓死的老婆孩子接到北京住。這年丙寅，朝廷給了他一個從九品的“禮部司務”，比國子監博士還掉了一級。為什么官殺越旺反而官越當越小呢？在命理上就是有官混殺的緣故了。所幸命主官癮不大，能安貧樂道，并廢寢忘食的開始迷上了王陽明的學說，一有時間就跑到泰州學派的趙貞吉那里聽他講學，從此“五載春官，潛心道妙”。

44歲辛未年，亥未拱木，暗添財星，當有加薪之喜。時值政府機構改組，國子監的那幫老臣趕緊將命主這個眼中釘排擠出國子監，讓他去做南京刑部員外郎。官秩為從五品，看上去是升官了，俸祿也提高了，但跟“弼馬溫”一職差不多，因為那時候的刑部已然形同虛設，這員外郎就更是聾子的耳朵了。好在命主認識了刑部主事李材，兩人一見如故，大把的時間都花在喝酒聊天上去了。

47歲甲戌年，大運轉入丙午，殺印俱臻帝旺之鄉，實屬其一生最佳大運。這年印星并動，經人介紹，命主正式拜王艮的次子王襞為師，成了王陽明的再傳弟子，在學術上有了歸屬。隨后的乙亥丙子流年，并動傷官，命主以一副“視天下人不如己”的狂態，和一套驚世駭俗離經叛道的言論，把傷官之矛指向了他的上司們。尚書謝登之、大理卿董傳策和汪宗伊等人對他這個“刺頭”是既“憚之”又“惡之”，尚書趙錦更是與他形同水火。趙在道學方面頗有名望，而命主平生最厭惡的就是道學先生。趙的名氣越大，他就越急，經常跟趙大唱對臺戲。

人得罪完了，命主實在呆不下去了，50歲丁丑這年又被人排擠到云南姚安當知府。官級雖然是正四品，但地偏路遠，屬于非常貧困的少數民族地區，沒人愿意去的，命主也不想去，他想在黃安住下來以寫書謀生。在朋友的勸阻下，命主勉強就職。到任后，他認為“是時，上官嚴刻，吏民多不安”，故而采取老子“無為而治”的方法，放寬政策，對于民族糾紛，只要“無人告發，即裝聾啞”，不擴大事態。每天判了公事簿書之暇，他就去佛寺與和尚們討論談經論道。有時還一住半月，就在寺廟內辦公判事，甚至還整一個和尚頭坐堂審案，搞得人人稱奇，個個驚嘆。巡撫王凝、守道駱問禮只有對他干瞪眼。在苛政猛于虎的時代，他的“無為而治”的政策猶如一劑補藥使老百姓得到了休養生息，發展了生產，雖然有同事告他“無作為”。《姚州志》記載，他“致仕歸，囊中僅圖書數卷，士民遮道相送，車馬不能前進。”可見他的政策還是深得民心的。

53歲庚辰年，辰戌沖，水庫開而傷官克官，三年任期已滿，云南御史劉維向皇帝舉薦他，說他政績不錯，理當升遷。哪知早已厭倦了官場生活的命主一聽到這個消息，拔腿就跑，逃進了滇西雞足山里躲著不出來，稱病辭官。朝廷只好讓他致仕（退休）。次年辛巳，逢驛馬沖動不寧，命主離開姚安后，由滇入川，經三峽，順流而下，來到湖北黃安。這是他志趣相契的好友耿定理的家鄉，早在三年前，李贄便將家眷安置于此。因而，他棄官后，也來到耿家，充當門客兼作耿家子弟的老師。一經安定，命主便讀書著述，“手不敢釋卷，筆不敢停揮”。寫到得意處，“則解衣大叫，作兔起鶻落之狀”。唯一不愉快的事情，就是耿定理的長兄耿定向這位以孔子正脈自居的道學先生，對命主不尊孔子的教學方法極為不滿，兩人時常發生齟齬。

57歲大運轉入乙巳。官殺旺地，本是好運，只因巳亥相沖，代表妻子的甲木財星和兒女的官殺就難以相聚了。而且水火沖，傷官見官，必然要生活在是非叢中。是歲甲申年，申亥穿，代表朋友的比劫暗損財星，意味著他會因失去朋友而失財。是年，命主摯友耿定理病逝，這對于李贄來說是個沉重的打擊。不僅因為失去了這位朋友，便失去了工作，少了一個知音，而且當他與耿定向再起沖突時就沒有中間調和的人了。現實正是如此，耿定理一死，耿定向便向李贄施加壓力，要求李贄改變他的教學思想和內容，以免使耿家的子弟走向異端。為此，兩人展開一場愈演愈烈的口水大戰。這是命主第一次公開以“異端”身份向孔孟正統文化叫板。他在文章中大肆攻訐圣道，痛批禮法，猛烈地沖擊了儒教社會的倫理原則，在字里行間處處都閃耀著人性與自由的光輝。后人錢謙益曾這樣記錄那次論辯的影響：“（李贄）與耿天臺往復書，累累萬言，胥天下之為偽學者，莫不膽張心動，惡其害己，于是咸以為妖為幻，噪而逐之。遂為異端。”

在耿家沒法混了，命主結束了家教生涯，來到湖北麻城。此時，其妻女都要求一起回家鄉泉州去，但命主“生平最不愛屬人管”，若是回家，則要受本府本縣官員、宗族家長管，還有各種應酬，迎來送去的，“一毫不謹，失其歡心，則禍患立至”，因此他“寧漂流四外不歸家也”。這樣，任性的命主便別婦拋雛，將家眷遣送回家，自己則“既無家累，又斷俗緣”，跟出家和尚一樣赤條條往來無牽掛了。他先是住在維摩庵，后來發現龍潭湖是一處難得的清靜幽僻之地，便想在那里結舍定居。沒錢建房子，他就給朋友們寫信，要求得到“半俸”的幫助，或者是“三品之祿，助我一年”。在好友周思敬等人的資助下，他便于59歲丙戌的印旺之年在龍湖畔的青山上建了一座寺院，稱為“芝佛院”。在那塵囂不染的寧靜寺院里，命主感到“幸免俯仰逼迫之苦”，又“無賓客往來之擾，得以一意讀書”。

此后，命主天天除了讀書外，就是與僧人無念、居士周友山泡在一起談經說法。他后來回憶說“日夕惟僧，安飽惟僧，不覺遂二十年，全忘其地之為楚，身之為孤，人之為老，須盡白而發盡禿也！”別看他“須盡白而發盡禿”，但其食傷愛美的天性卻有增無減，袁中道說他“性愛掃地，數人縛帚不給。裙裾浣洗，極其鮮潔。拭面拂身，如同水浴。不喜俗客，客不獲辭而至，但一交手，即令其遠坐，嫌其臭味。”

如果他能就此安享龍潭湖的清靜閑適，哪子平命理到他這兒就不靈光了。實際上，命主在談經論道掃地浣裙之余，把芝佛院變成了講學傳道、宣揚異端思想的一個陣地。他不僅陸續寫出了一些放言橫議的文章和書籍，還在行為上盡顯怪異。他雖然落發，但不拜師受戒；雖然出家，但卻喝酒吃肉，有時還喝得醉歪歪的在集市上瘋言瘋語；雖然住在佛堂，但又不認佛祖，反倒將孔子的畫像掛在佛堂里面。同時他又宣揚“人人都是圣人”，不必學孔子，并說孟子模仿孔子便算不得是一個男子，即所謂“非夫”。他在講學傳道時則更不管孔子“男女授受不親”那一套，公然收了一些女弟子，提倡男女平權。一位被李贄稱為“出世丈夫”的孀婦梅澹然，她不僅拜命主為師，而且還以通信的方式常常和命主討論道義與學問，連梅家的女眷也和命主有所接觸，這種超越習俗的行動，在那個“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時代里，比現時代在大街上“裸奔”還瘋狂，道學家們恨不得活生生吃了他。于是，當地官僚與理學家們的種種非難便如狂風惡浪般向龍潭襲來。這個攻擊他“左道惑眾”，那個污蔑他“宣淫敗俗”。甚至與說他狎妓，并率僧眾進入一個寡婦的臥室乞齋，“卒令此婦冒帷幕之羞”。

對此，命主擺出一副我是傷官我怕誰的架勢，坦然宣稱自己的著作是“離經叛道之作”，表示：“我可殺不可去，頭可斷而身不可辱”。他“日入于花街柳市之間”，有的學生挽著妓女來見他，他也粲然為笑說：“強似與道學先生為伴”。遇到峨冠博帶的道學先生手拿經書向他提問時，他則把衣袖一甩，說“不如攜歌姬舞女，淺斟低唱”。

63歲庚寅年，命主的《焚書》在麻城刻成。這本炸藥味十足的書公然否定儒家的正統地位，否定孔孟學說是“道冠古今”的“萬世至論”，認為不能將其當作教條而隨便套用。他“排擊孔子，別立褒貶，凡千古相傳之善惡，無不顛倒易位”（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他說《六經》、《論語》、《孟子》“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焚書·童心說》），

那些道學家們：“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續焚書·三教歸儒說》），“今之講周（敦頤）、程（程顥、程頤）、張（載）、朱（熹）者，可誅也。彼以周、程、張、朱者，皆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無一厘為人謀者”（《焚書·答耿司寇》）。他說像這些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偽君子，反倒不如“市井小夫”與“力田作者”實實在在，干啥說啥。他借漢宣城郡守封邵化虎食民的神話傳說，指斥當權的官吏是“冠裳而吃人”的虎狼，“昔日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則吞人畜，小不遺魚蝦”（《焚書·封使君》）。在《焚書》中，他還借評點《水滸》，發泄對現實政治的強烈不滿。他在政治上主張老子的“無為而治”，反對用嚴刑峻法和儒家禮教鉗制人。

他把王陽明的“良知說”發展為“童心”說，認為童心是人的先天本性，具有判斷善惡是非的天賦能力；童心的喪失，是由于后天受到名利私見的習染。人失卻童心，便成了假人，人已成假，則無所不假，以至天下至理名言都湮沒在假人假事假文之中。他以那毫無偽飾的“童心”，直面現實的人性，突破了傳統的各種人性理論的局限，鮮明地揭示了“人必有私”，“無私則無心”這一被道學家們諱莫如深的事實，反對“存天理，滅人欲”的假做派，表達出了一種要求把一切人都當人看的人權理念。

他研究《易經》，借助于“一陰一陽之謂道”的語言學釋義，通過消解宋儒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是無極中有個至極之理”的先驗本體，來打破宋儒家中《太極圖》，從元氣本體論中開出人學本體論，深刻論證了“人即道，道即人”、“人外無道，而道外亦無人”的人學本體論思想。他主張“道不虛談，學務實效”，深刻論述了“行不離知”、“知不離行”、“知行相須”的知行統一觀，提倡“實學實行實說”，主張以社會功利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他試圖將儒釋道三教合一。即將王陽明的良知說、佛教的眾生平等說，以及他本人的反封建倫理道德、反社會不平等的思想，來一個大融會，大組合。至于如何拯黎民于水火，探求一條益國利民的道路，命主則沒轍了，他只有將目光投向那些“冠裳而吃人”的帝王將相了，希望他們當中“有一個半個憐才者”出現，使“大力大賢”的有才之士“得以效用，彼必殺身圖報，不肯忘恩”（《焚書·寒燈小話》）。

由于命主的學說吶喊出了人們對現實不滿的心聲以及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合理要求，所以他的書不脛而走，“一時士大夫翕然醉心，無論大邑通都，即窮鄉僻壤，凡操觚染翰之流，靡不爭購，殆急于水火菽粟而已。既而《焚書》、《說書》、《易因》諸刻種種漸次傳播海內，愈出愈奇，不啻長安紙貴……”工部尚書劉東星親自接他去山東寫作；歷史學家焦竑替他公開宣傳；文壇巨子袁氏三兄弟跑到龍湖陪他一住三個月；意大利傳教士利馬竇和他進行了三次友好的宗教交流；許多大城市的學者輪流邀請他去講學，從者數千。明人朱國楨稱：“今日士風猖狂，全不讀《四書》本經，而李氏《藏書》、《焚書》，人挾一冊，以為奇貨。”

65歲壬辰年秋，辰戌沖，壞印星，命主大病（脾胃病）兩月。所幸印星在大運處于旺地，雖沖不能壞盡戌土，故能重病不死。

67歲運轉甲辰，辰戌沖，損了印星，破了殺印格，命主之大限將至矣。69歲丙申年，有消息說，李贄若不迅速離開麻城，巡道史某（耿定向門生）就要以“大壞風氣”為名將其治罪。是年秋，命主到山西，汪可受問他：“先生末后一著如何？”命主答道：“我當蒙利益于不知我者，得榮死詔獄，可以成就此生”，“那時名滿天下，快活快活！”

71歲戊戌年，印多得閑，命主“三年閉門”，寫作《易因》。初稿完成后，向馬經綸請教，得其指點，發現自己的《易因》錯誤甚多，便將書做了全盤修改，更名為《九正易因》。書成，他說：“我得《九正易因》成，死快矣！”果然，身體疾病日重。

74歲辛丑年，丑辰破，辰戌沖，水庫大開，印星損壞，當命主在外游歷講學多年，再次回到麻城時，當地政府視其為“說法教主”，說他“不宜居于麻城”。命主不理睬，官紳們便指使地痞將芝佛院燒得四大皆空，接著再以“宣淫”的罪名，將命主逐出了麻城。

幸好流年辛丑，比劫帶著丑土印星來化殺，一無所有的命主，被好友馬經綸御史將他接到北京的通州家中。還給他蓋了一所“假年別館”，希望能“天假以年”，讓這位年逾古稀的老學者能夠寫出更多的著作。然而，天子腳下又豈能容得下命主這樣大逆不道之人呢，次年潤二月，給事中張問達就上疏給萬歷皇帝，參劾李贄多條罪狀，說他罪大惡極，并嚇唬皇帝說李贄現在已“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僅四十里，倘一入都門，招致蠱惑，又為麻城之續。”皇帝看罷奏疏，當即批示：著錦衣衛捉拿李贄治罪，他的著作應一律銷毀。

75歲壬寅年，寅亥合，食傷不能制殺，丁壬合木，甲寅木財星克壞辰土印星，同時辰戌沖又損壞了戌土印星，如此則格局大破，七殺攻身，大劫降臨。當錦衣衛奉旨來到李贄居所時，病弱不堪的命主竟快步走出來，大聲道：“是來逮捕我的吧，快給我抬來門板，讓我躺上去！”錦衣衛目瞪口呆，只好按照吩咐，把他抬進了監獄。然后，他躺在獄中靜候死神接駕，沒想到萬歷皇帝卻并沒有打算處死他這個垂死之人，打算將他送回老家，讓地方看管。他頓時失望了：一個自由的斗士，怎能夠被那些狗官看管，過那種生不如死的日子呢？他準備尋機會自殺。

是年三月十六日，一名獄卒為他剃頭，剃好以后，命主奪過剃刀，向自己的脖子抹去，頓時鮮血淋漓。獄卒扶住這位年老的犯人，急切地問道：“和尚痛否？”，命主以手指在獄卒手心寫道：“不痛”。獄卒又問：“和尚何自割？”李贄用手指作答：“七十老翁何所求？”輾轉兩日，氣絕身亡，完成了他“榮死詔獄”的心愿。

命主去世后，他的著作雖經朝廷幾次明令銷毀，列為禁書，卻流傳至今，成為中國古代寶貴的精神財富。他那富于自由精神的思想和新興氣銳的言論，不僅使他成為晚明中國早期啟蒙思潮的思想旗幟和一代思想文化巨人，而且對于晚清思想解放運動、日本明治維新、五四新文化運動都發生了深刻影響。他所倡導的反獨斷、反迷信的懷疑精神、自由精神和社會批判精神，對于我們正確認識中國傳統文化，探索現代理性的重建之路，仍具有重要啟迪和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