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水是中華傳統文化流傳至今，中國古代風水學產生于人類居住環境選擇的需要，由于人們對于傳統風水認識比較少，使得導致對現代科學風水學產生了不好的偏見。想想風水學之所以能在中華上下幾千年中存在這么長久的歷史也是有它的必要的。

古代風水學

現代風水學和古代風水學有什么不同

古代的風水學主要依據四相八卦、陰陽兩儀來定位房宅的定位與室內的裝潢，地段環境、人文作息、天地氣象皆可拿來作為依據。一個好的風水先生可以幫忙你避免地理環境帶來的各種不利的影響，譬如，潮濕、陰暗、喧鬧、晦氣、燥熱等等；不過其中有也不少欺詐的技倆，利用封建迷信來騙取更多的財物；更甚者濫于充數、混水摸魚的風水先生不在少數。

現在風水學就大不一樣了，它們繼承了古代風水學的優點，摒除封建糟粕，再結合現在建筑環境學、人文歷史、養身學整理成一套新的風水體系。

古代風水學都有什么門派？

秦漢時代是風水的構成時代，新的科學和思潮影響了風水的發展。此時天文學及讖緯內容的參加，使風水逐步有了派系之分。

到了唐宋時代，風水術發展到了鼎盛時代，產生了“形勢派”和“理氣派”。

形勢派注重的是山水脈絡形勢，理氣派注重的是方位八卦和陰陽生克。其其實先秦時代，這種流派的分別已經有所浮現。當時繚繞建筑選址營建運動的就有兩種官員，一種是“地官司徒”，他的工作是考核天然地輿的各方面前降，經評價后作出選址規劃；另一種是“春官宗伯”，他的工作重要是以占星、卜筮等方法來選擇城市、宮宅、陵墓、宗廟等建筑的方位吉兇及營建時辰。在漢代時他們就有了“形法家”和“堪輿家”的區別，但直到唐宋時代，他們才各自構成宗派，各立門戶。

中國古代風水學的文化思想

風水是中國古代的一種歷史文化地理現象，其中包含了樸素的科學思想，也存在著封建迷信糟粕。本文從文化地理學的角度，通過對中國古代風水模式的分析，力圖展示風水模式的地理形制中所蘊涵的精神空間和顯示的文化意義。風水模式體現了古人出于生殖崇拜的生命追求、安全心理的本能需求、美學欣賞的愉悅感受，表達了天人合一的宇宙理念，同時還是宗族社會血緣關系的紐帶。風水思想對中國古代村落的形成發展產生了極大影響，甚至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建筑規劃中永恒的主題。

理想的風水模式，體現出古人對良好人居環境的追求。風水模式在形成演變過程中，人們不斷賦予它豐富的文化內涵，從古都到村落，從民居到寺廟，這一簡單的而又無處不在的模式幾乎貫穿了中國城市規劃和建筑歷史的始終，使中國古代城市、村落的布局及建筑呈現出獨特的文化景觀，構成了東方地平線上迷人的風景線。

風水模式不僅僅是空間結構問題，而且還是一個時間過程，它是古人在長期活動中所形成的文化景觀，它給文化地理學(尤其是行為地理學)提供了一個極佳的研究空間。因為人的空間行為最直觀的表現莫過于聚落的起源和演變，我國現存的大量的古村落就是古人行為的"活化石"，它集中體現了中國古代民間人文精神的"原生狀態"。筆者認為：風水規劃思想是中國古村落永恒的主題，也影響到城市規劃的許多方面。理想風水模式之所以具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和影響力，在于它真實記錄了古人選擇居住地點的行為過程，反映了古人對環境的認知過程，在自然地理空間中蘊藏了人文精神空間，達到了形式與內容的有機統一。

1　生殖崇拜的生命追求

自身的生產是人類生存發展的基礎，既是人類本能的生理需求，也是人類社會對生命的追求。在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的遠古時期，人的繁衍壯大是部落氏族內部的最大愿望，所以，在風水環境的選擇上，賦予了極為濃厚的生殖崇拜意象。

龍與虎：青龍、白虎是風水模式中兩個最基本的概念，也是最早的概念。1988年，考古學家在河南濮陽西水坡屬于仰韶文化時期(距今約6000年)的文化遺址中，就發現了用蚌殼精心擺塑的青龍、白虎圖案。龍與虎是中國兩個重要的生殖崇拜圖騰。《易•干•文言》曰："云從龍，風從虎"。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考證說："云從龍則曰干為龍，風從虎則曰坤為虎"。干為陽、為天、為男，坤為陰、為地、為女。中國民間風俗中，龍與虎分別代表男性和女性，生殖意義十分典型。

陰陽交合：風水講究"來積止聚，沖陽和陰"，負陰抱陽是風水模式的主要特點之一。陰陽學說是古代中國人的宇宙觀和方法論，陰陽化生萬物，是生命之源泉。《周易•系辭》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蕩，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干道成男，坤道成女"。宋代著名學者周敦頤在《太極圖說》中寫道："干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大地為母：世界上幾乎每一個民族都有過對性的崇拜，特別是對女陰的崇拜，因為古人認為女陰是生命的源泉，逐步產生了"大地為母"的思想，風水模式具有明顯的女陰形態[1]。風水典籍對此記載頗多，比如《青囊海角經》說："萬里之山，各起祖宗，而見父母，胎息孕育，然后成形。是以認形取穴，明其父之所生，母之所養。天門必開，山水其來，地戶必閉，山水其回。天門，水來處也，地戶，水去處也。……穴居其中，不居其旁。……突中有窟，高處低也。窟中有突，低處高也。……"

仙境模式：俞孔堅教授把中國古代的理想景觀歸結為仙境神域模式(昆侖山、蓬萊、壺天模式)、藝術家的理想模式(陶淵明模式、溝壑內營的可居模式)、風水模式等[2]。其實，仙境神域模式就是風水模式生殖崇拜空間的理想化，生殖崇拜的目的，一是希望子孫繁衍，代代相傳；而是祈求康體長壽，世世平安。昆侖山與蓬萊仙境里，高山所阻，重洋所隔，羽仙得道，珍寶滿地，上有不死之水，不死之樹，不死之藥，令人可望而不可及。所以，風水模式中山之龍脈一直延伸至昆侖山，水之流向一直注入東海，表達了古人對生命的無限希冀。古代都城西北修建高臺建筑，宮苑內部一池三山，即是昆侖、蓬萊仙境的具體體現。

仿生學原則：天地仿生，自然之靈。許多城市規劃時有意模仿動物形狀，這些動物都有長壽吉祥的象征意義。于希賢教授稱之為風水學中的"仿生學原則"[3]。比如，福建泉州是歷史上重要的港口城市，人居環境的取象，古人因天時就地利，將之營造為一個鯉魚的形狀。城外環之以河，就取像魚嘴唇上的游線。若要從陸上進入泉州，要經過三個水口。都在路與河流的交匯之處。這三個水口處，各建起一座水口塔，以增其勢。魚的生殖崇拜含義十分明顯，因魚腹多子，且雙魚圖案形似女陰，從半坡出土器物上的魚紋到民間廣為流傳的男嬰鯉魚圖畫，千百年來，經久不衰。"龜"也是風水學中以物取象的對象之一，蘇州、成都、昆明、平遙皆有"龜城"之象，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龜、龍、麟、鳳被推崇為靈物，而龜居四靈之首。傳說大禹治水就得益于神龜負書。龜為貨幣，龜為寶物，龜是財富的象征。另外，龜的長壽人人皆知，據現代動物學研究，可達300至400年。龜還具有生殖崇拜的意象，龜頭象征男根。饒宗頤先生還考證，龜為水母，龜是地液--生命之汁的代表。所以，古人總是將益壽延年，子孫繁衍與龜聯系起來并加以崇拜。葫蘆也是典型的生殖崇拜物體，葫蘆多籽，象征人丁興旺，許多少數民族都有葫蘆創世的傳說。廣西崇左縣城，元明以來，人們依山形，就水勢從中營建了一個葫蘆城，只有一條大路從葫蘆口進城，四座城門臨江而開，希望城內人群聚居，財富聚集，經濟繁榮。

2　安全心理的本能需求

生理上的需要是人們最原始的、最基本的需要，如吃飯、穿衣、住宅、醫療等等。若不滿足，則有生命危險。這就是說，它是最強烈的不可避免的最底層的需要，也是推動人們行動的強大動力。顯然，這種生理需要具有自我和種族保護的意義。安全的需要要求勞動安全、職業安全、生活穩定，希望免于災難，未來有保障等，而首要的表現即是居住環境的安全(包括物質和心理兩方面)。

理想風水模式山環水抱，層層護衛，無論是形制(自然山水與建筑結構)，還是居住者的心理，都構成了十分完整的安全空間。

《黃帝宅經》中說："夫宅者乃陰、陽之樞紐，人倫之軌模"，中國的四合院對稱協調，陰陽互補，追求家庭幸福，人際和諧。四合院的東南西北四方與"四象"相配，又與四季相依，形成封閉合圍格局，多進的庭院加強了封閉的層次，里坊又用圍墻把許多庭院封閉起來。作為整體城市，以中央官署為中心，輔以內城，廓城，這種三層結構以都城尤其典型，城門也多用朱雀、玄武等命名。在城市或村落的外圍，按照風水格局，后有主山(靠山)，左右以青龍山、白虎山成肩臂環抱之勢，前方有案山阻擋，水口為進出的通道，形成第一道封閉圈；主山后的少祖山、祖山，青龍、白虎山外的護山，案山之前的朝山，又形成第二道封閉圈。從民居-城市-自然山川，風水模式是在封閉的建筑環境之外的又一層天然的封閉環境。

風水模式的封閉格局在戰亂時期確有一定的防御功能，但對居住者影響最多、最大的其實是心理上的感應，為人們提供了一個舒適安全的心理空間。德國著名心理學家勒溫提出了"心理場"(也稱"心理生活空間")的概念，包括三個部分：準物理事實-心目中的自然環境；準社會事實-心目中的社會環境；準概念事實-思想概念和現實的差距。據徐蘇斌研究，風水中的心理場因素主要體現為"場"的合圍[4]。

通常在沒有任何實體圍蔽時，心理場處于一種自我緊張的狀態，而風水模式的層層護衛形制會釋放心理場的緊張。風水中的"氣"與心理學中的"場"同源，郭璞所說"氣乘風則散，界水則亡，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風水。風水之法，得水為上，藏風次之"。風水以負陰抱陽為形，蘊藏生氣為本，形為表，氣為體，建筑的門和出入的水口乃生氣流通的氣口。總之，山水之形，環抱有情，不逼不壓，不折不竄，民生其間，怡然自得，這種桃花源式的人居空間是千百年來人們追求的理想境界。

場的合圍構成總體的心理安全空間，在風水整體景觀中的風水小品(風水亭、風水塔、牌坊、門樓、照壁、風水林等)則具有更神秘的象征意義，是典型的標志物[2]。風水亭、風水塔、門樓、牌坊、照壁一般位于村口，既是空間標識物，更是對領地的聲明和捍域行為的物化，給居住者以親切感和歸屬感，給入侵者以警示。許多風水塔位于主山的山頂，可增勢增威，人們還把它當作溝通天地之氣的載體。照壁的功能相當于案山、朝山，風水林的表層意義是藏風聚氣，深層的意義是它的空間屏蔽效應，總之，這些風水小品主要功能是對心理安全空間的強化。

風水模式不是一個靜態空間，而是一個動態過程，俞孔堅教授將之歸納成"走廊一豁口一盆地"模式[2]，正如《桃花源記》所描寫的境界："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初極狹，方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整個心理過程，從水口收斂，給人較緊張或興奮的心理準備，進入走廊，好奇前行，最后融進桃園佳境，怡然生活，達到"悠然見南山"的理想境界。

3　宗族社會的血緣紐帶

在中國傳統村落中，血緣關系是一個宗族社會的紐帶。正如費孝通所說："血緣是穩定的力量，在穩定的社會中，地緣不過是血緣的投影，不分離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緣固定了"。"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說是血緣上親疏的一種反映，……我們在方向上分出尊卑：左尊于右，南尊于北，這是血緣的坐標"[5]。這種地域血緣關系在風水構建中的表現主要有：

風水林、風水塔、風水池：風水林是村落共同祖先的認同，人們相信祖先的靈魂埋藏在林中，保佑著全村的幸福平安，不能擅自進入或驚擾。風水塔種類很多，常見的有兩種，水口塔建于村口，是村落氏族領地的聲明；另一種為文筆塔，希望能給村落帶來文運，使氏族子弟能考取功名，光宗耀祖。風水池有引水聚財之意，祈求人丁興旺，富貴長久。

祠堂：四合院建筑反映了長幼尊卑的家庭關系和追求和諧幸福的生活空間，而村落是一個具有血緣關系的社會系統，祠堂是以宗姓為基本單元的聚落中心，宗祠不一定是村落的幾何中心，但一定是村落的精神中心，有巨大的吸引力，逢年過節、婚喪嫁娶、祭祖祀宗都在此舉行，表現了原始血緣關系的遺痕。其選址布局，或以祖先的聚居地為中心，延續先輩的血脈；或強調龍脈和大地生氣的來源，使地域的文脈得以繼承。

風水的破壞和保護：古人看來，風水的好壞影響著村落的命運。當村落之間發生矛盾時，往往互相破壞風水，這種事情在地方文獻和民間傳說中，層出不窮。反映了民間風水的普及和重視程度。王銘銘教授對泉州風水傳說(指明代官員周德興破壞風水和市民保衛風水)作出如下社會學分析："這種傳說是一種'傳奇的事實'(legendary reality)，即以虛幻的想象所表述的民眾對現實不滿的歷史事實。……如果我們把民間傳說延伸開來，那么海外移民恰好可以被解釋為對于被'斷壞'了的泉州風水的逃避：他們到這個城市之外去尋找新的風水秩序，或者去尋求風水的殘酷邏輯所無法波及的空間"[6]。其實，這也是泉州人對于逝去的昔日繁榮的追憶和無奈的嘆息。

4　美學欣賞的愉悅感受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縱情于山水之間，寓景于心意之內。高山流水，平沙落雁，雨打芭蕉，漁舟唱晚。美奐美倫的中國古曲無一不是心和自然的交融，而中國畫的寫意傳神也引發自風水勝景的神韻之筆。清代畫家高秉在《指頭畫中》里寫道："唐宋元明諸家畫法，皆以下為主，上為客，近主遠客。在下近處作樹石屋宇，在上遠處作峰巒沙岸，大家各家，皆不能逃此范圍，至有陰起陽收，陽起陰收之說，尖刻輩以作畫亦講風水俏之"。

北宋郭熙的《林泉高致》是我國最早的，具有代表性的山水審美理論，為美術界、建筑界所推崇，其中許多觀念與風水理論一脈相承。比如："山，大物也，……欲上有蓋，欲下有乘，欲前有據，欲后有倚，欲山瞰而若臨視，欲下游而若指麾，此山之大體也"；"山水先理會大山，名為主峰，主峰已定，方作以次近者，遠者、小者、大者。以其一境之主于此，故曰主峰，如君臣上下也"；"蓋畫山，高者、大者、小者，盎睟向背，顛頂朝輯，其體渾然相應，則山之美意足也"……。宋代畫家王希孟的名作《千里江山畫卷》數十個大小不等的聚落環境，對風水勝景展現得淋漓盡致，美不勝收。

《葬書》中說："千尺為勢，百尺為形"，歷代風水典籍都十分重視"形"與"勢"的關系，歸納起來，"形"概指近觀的、小的、個體性的、局部性的，細節性的空間構成及其視覺感受效果；"勢"概指遠觀的、大的、群體性的、整體性的，輪廓性的空間構成及其視覺感受效果。都城、皇陵氣勢磅礴，壯麗重威，就是以"勢"取勝。《周禮•考工記》中說："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布局工整，莊嚴無比。特別是北京、西安兩大古都，用中軸線、建筑的高臺化給以平面和立體的強化，使"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王權渲染得無已復加。清東陵以順治的孝陵為主體，形成一條完整的中軸線，金星山(朝山)-石牌坊-大紅門-牌樓-影壁山(案山)-石像生-隆恩殿-昌瑞山(主山)，由長達6000m的神道貫穿始終，一氣呵成，周圍輔以其它帝陵、后陵和妃園寢墓，宛如一曲蒼涼的王朝絕唱。"形"與"勢"不同，但密不可分。形乘勢來，形以勢得，通過"形"的細部處理，"勢"的背景襯托，取得遠近皆宜的空間藝術效果。比如，村落風水即是在群山環抱之中，匠意出"半畝方塘一鑒開，水波天光共徘徊，問渠哪得清如許，唯有源頭活水來"的生活圖景，突出村落環境的秀、吉、變、情。尚廓先生認為，風水模式的美學景觀有以下特點[7]：

第一、圍合封閉的景觀：群山環抱，別有洞天，與道家回歸自然，佛家處世哲學，陶淵明式的桃花源理想社會環境密切相連，是真、善、美的統一；

第二、中軸對稱的景觀：以主山-基址-案山-朝山為縱軸，以青龍、白虎為兩翼，非絕對對稱的均衡格局，符合儒家中庸之道及其禮教觀念；

第三、富有層次感的景觀：重巒疊嶂的風景層次，富有空間深度感，在景觀上符合中國傳統繪畫理論在山水構圖技法上所提出的"平遠、深遠、高遠"等風景意境和鳥瞰透視的畫面效果；

第四、富于曲線美、動態美的景觀：筆架式起伏的山，金帶式彎曲的水，均富有柔媚的曲折蜿蜒動態之美，使景觀畫面流暢、生動、活潑。

5　天人合一的宇宙理念

中國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觀念，發源于周代，經過孟子的性天相通觀點與董仲舒的人副天數學說，到宋代的張載、二程達到成熟。"天人合一"是中國古代思想的主要基調，是任何人都無法回避的重要命題。不同時代的不同學者由于理解的深度、廣度、角度的不同，對這一命題的闡述不盡相同，但基本內涵是共同的。季羨林先生指出：天人合一是東方思維模式最高最完整的體現，天人關系就是人類與大自然的關系，在承認整體概念和普遍聯系的基礎上，強調人與自然合為一個整體，構成天-地-人一體的理念模式[8]。

當代杰出科學史家，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認為："在希臘人和印度發展機械原子論的時候，中國人則發展了有機的宇宙哲學"，"再也沒有其它地方表現得像中國人那樣熱心體現他們偉大的設想：人不能離開自然的原則……皇宮，廟宇等重大建筑不在話下，城鄉中無論集中的，或者是散布在田園中的房舍，也都經常的呈現一種對'宇宙圖案'的感覺，以及作為方向、節令、風向和星宿的象征主義"[9]。風水理想模式的核心是"四神"或稱"四靈"、"四象"，據《三輔黃圖》記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靈，以正四方"。"四神"其實是分別代表天空中東、南、西、北七個星座的圖案，共同組成二十八宿[10]。1988年，在河南濮陽西水坡青龍、白虎圖案的發現，說明在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時期，就已經出現了"四神"概念。在宗周的豐京瓦當中，在湖北隨縣擂鼓墩發掘的約公元前433年的曾侯乙墓中，"四神"圖案與北斗星、二十八宿緊密相聯。說明古人不僅對天象有著較深刻的認識，而且將天文和地理結合，融于民俗生活中。司馬遷在《史記•天官書》中對這種天人相應現象的論述得非常精辟："眾星列布，體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錯峙，各有所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

理想風水模式的宇宙一體空間在具體應用中，一是古代墓葬中的"象天地"思想，二是古都規劃中的"法天象地"原則。

在中國古代墓葬中，秦代已出現"象天地"的思想，司馬遷所說秦始皇陵墓的修建"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已得到考古探測的證實。西漢時期，陰陽五行、天人感應思想達到極盛，券頂、穹隆頂等具有象征天地意義的墓葬形式大量出現，穹隆頂墓室象征一個完整的宇宙模型，墓頂表示天穹，星圖、四象、天神、仙人等畫像分布于墓頂，墓室四壁則表示人間場景，如宴樂圖、出行圖、歷史故事、農耕漁獵等。在木槨墓的棺飾和石棺上，四象、云氣、羽人、日、月是常見的裝飾。同時，陪葬器物中的"式盤"也是古人宇宙模式的體現，李零教授總結了出土和傳世的八件古代式的形制，集北斗、十二月神、二十八宿、天干、地支于一體[10]。

古都規劃中，秦漢都城法天象地，煥若星辰。秦漢都城咸陽城的規劃，將渭河比作天上的銀河，咸陽宮象征天極，并以其為中心，各宮殿環列周圍，形成拱衛之勢，構造成"為政以德，譬如北極，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的格局。在咸陽宮與阿房宮的相互關系上，也明顯地表現出天文思想，以咸陽宮象征天極，也就是北極星，阿房宮象征營室宿，并通過閣道聯接起來，穿過象征銀河的渭水。

西漢長安城的規劃思想，《三輔黃圖》首先提出"斗城說"，認為有意模仿北斗建城。對此，學術界爭議頗大。筆者首次利用天文星圖與考古復原圖進行對比，發現城市形態與星圖吻合是客觀事實，并且，從文化背景、城市的修建過程等方面分析，西漢長安"斗城說"確實有極大的合理性。并且，考古學家在考察中發現了穿越漢長安城的超長中軸線，北達朔方郡，南抵漢中郡，將天、地、陵墓、都城一以貫之，使之協調為一個整體，充分體現了漢長安城天地為廓的泱泱漢風，為"斗城說"提供了有力的旁證[11]。

風水模式雖然簡單而且范圍狹小，但卻是體現中國古代認識世界的一個基本空間單元，從人類最本能的生殖崇拜到安全格局的基本需求，逐步形成一個由山水形勝與血緣社會關系結合的人文景觀，最終達到天人合一，宇宙一體的人文境界。

古代風水學與城市

根據已有的考古發掘資料的歷史研究成果，可以初步推斷出，我國古代的風水勘輿學(以下簡稱風水學)是從商周時代(公元前16世紀至前7世紀)的占卜發展起來的。

所謂占卜，即是通過火灼龜甲觀其裂紋，或是任意抽取一組笠草的數列，查對相應的卜辭，以推測事物發展前途的兇吉。它是我國古代特有的預測學，盛行于商周的帝王和上層社會中。著名的典籍──《周易》，即是周代一部卜笙辭書。

說風水學淵源于古代占卜，其理由，一是商周的占卜巳有相土勘察自然地理環境的內容，例如《史記》、《尚書》記載周代建洛邑，進行了占卜，二是至少到了西漢，占卜已形成一個獨立的學科─稱之“術數”，術數之中包括了風水分支學科，《史記日者列傳》說，漢武帝時，已有術數“堪輿家”;三是風水學的理論基礎──陰陽五行學說，是建立在周易八卦基礎之上的。風水學的理論核心是如何使人的居住地數“，以求避免厄運，保佑家庭人財兩旺，子孫長久榮富。風水學家認定的”氣數“，不外乎是山、水、土地、林木、氣候等自然物質。

東晉郭璞在《葬經》中闡述的風水學定理，就是將土、水與風聯系在一起，說：“葬者(人土)，乘生氣也。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

水可以聚氣，山可以增勢，空氣流動就成為風，加上陽光作用可以影響大地氣侯和生物生長，皆是組成城市環境的重要因素，城市規劃的直接對象。古代風水學從它誕生之日起，即與城市規劃結下了難解的姻緣。風水學以其濃郁的文化內涵，受到歷史的沉積而滲入到城市規劃之中。要了解中國古代城市規劃的內在素質，風水學無疑是一把重要的鑰匙。

以下是從一些古籍和史料中整理出來的有關古代風水學的幾個發展階段的情況：

1.商代風水學處在朦朧狀態。

當時的占卜完全信任蒼天的“意志”。已發現的“條商代甲骨卜辭說：”王封建邑，帝若。“這條卜辭只是是與否的答案。《尚書商書》記載：商代都城遷移過很多次，每次遷都，臣民們都有怨言。《尚書湯誓》說：”湯即勝夏，欲遷其社，不可。《盤庚上》說：盤庚五遷，將治毫殷，民咨骨怨，作盤庚三篇。其中記載：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吁眾感出，矢言。曰：我王來，即愛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胃匡以生，卜稽，日其如臺?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意即說，我們的君王遷來這里，是為了我們臣民不受傷害，如果我們不能互助，只有稽考占卜，將會怎樣呢?先王尊重天命，尚且不能長久安寧，不能常居住在一個地方，遷了五次，如果現在不承天命，就不知老天斷定的命運。從以上這些情況，可看出商代的卜問，尚不知自覺運用相上風水觀念，建都活動處于聽天由命自發狀態。

2.西周原始風水學萌芽。

《尚書呂浩》說：“在王為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光相宅。”相宅即是原始風水學。流傳下來的記錄周初500多年的民間文學作品《詩經》也有不少類似相土記載。如《綿》詩，記述周人自太王遷岐，文王創業建國歷史：

“周原脫脫，繭茶如怡。愛始愛謀，愛契愛龜，日上日時，筑室于茲”。“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宜乃畝，自西祖東，周愛執事。”“縮版以載，作廟翼翼。”說經過策劃，又占卜問卦，該地適宜居住，于是決策建都，分出了東西、左右，將都城建設得很嚴整。

在《文王有聲》篇中說：“筑城伊域，作豐伊匹。”〔意：筑城要挖河，豐城由大小兩邑相配合。)“工公伊湘，維豐之垣”(意：文王建國是一件大事，豐城修建了城墻)。“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正龜之，武王成之，武王悉哉!”(意：文王進行占卜完都在鎬，卜辭得到吉兆。武王將都城建筑完成，真是一代君主I)最后說：“豐水有芭，武王豈不仕，治厥孫謀，以燕翼子。”(意說：豐水之旁生長著美麗的芭草，武王的功業豈不在興盛?他順民心傳后代，造福子孫。)從匕面可以看出，周代文王武王興建的豐鎬兩城，是成功的，就中得益于一種“維龜正之”的原始風水理論。

《詩經》上的這些描寫，是出于百姓的思想感情，應當說是很真實的。

《尚書呂浩》也記載這件事：“維二月既望，越六口乙未，工朝步自周，則至于來。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腦，越三}]戊甲。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另一篇《太傳》也說：“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這些說，占卜與經營規度已結合起來，滲入城市規劃。

3.東周‘春秋風水學呈多樣化發展。

當時的東周是一個戰爭頻繁、謀士眾多、諸子百家爭鳴的時代，思想理論很活躍。在構城方法方面也有不少主張。風水學隨著筑城理論的完善而呈多樣化發展。

一種是以伍子胃、范播為代表的“象天法地”、“相土嘗水”理論。如伍子胃在完成昊王構筑陰間城(今蘇州)的任務時，建陸門八座，象天之八風，水門八座以法地之八卦。范旅在規劃國都時，其筑城法是“觀天文擬法于紫宮，”城墻城門皆象夭門與地完成昊王構筑陰間城(今蘇州)的任務時，建陸門八座，象天之八風，水門八座以法地之八卦。范旅在規劃國都時，其筑城法是“觀天文擬法于紫宮，”城墻城門皆象夭門與地戶。

另一種是以管子為代表的利用自然條件，依山傍水思想。管子以地理環境和經濟實用為出發點，提出選擇都城，應當“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廣川之山。高勿近早，用水足，……。”指出要處理好山、水與城的關系，成為以后風水學理論的重要核心。

春秋時代各國建的都城，如齊臨淄、吳陰間、淹淹城、趙邯鄲，大多結合自然，因地構筑，呈不規則布局，這種情況，可能與受當時萌芽狀態的風水學影響有很大關系。

4.秦漢風水學大量吸收天文觀測和天體探索成果，同時，受天人感應哲理影響，迷信成分大大增加。

秦代在宮殿的規劃建設中，大量使用模擬天體法。《史記》載始皇童信陽宮，改名為極廟，象征天極，還把很多組宮殿，象征天空中的一些星座，將附近的山巔當作宮城的城網。

漢代，各種文藝作品和史籍，對天體日月星座皆表現出濃厚的興趣，特別是大里的墓葬出土的畫象石，都有描述天體與動物的圖案。另外還有陶制的樓閣，說明天體問題，即周代提倡的“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的風水觀念，更加影響城市規劃。

在漢代，哲學思想繼承了周代以易經為代表的陰陽五行思想，拓展為“五德經始”說，按“金、木、水、火、二匕”的順序運轉來表述歷史的必然性。其運轉，認為是一種相生相克的關系，即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每一德都有興有衰，一個朝代的興盛必得于“上天”賜予的一德。為了適應五行的運轉和符應，新的朝代及其統洽者，必須按照所占的德定出一套相應制度。這套制度還包括明堂、郊祭、封禪等龐大內容，美其名日為“附以天意”。這種天人感應理論(即獨尊儒術)，是西漢哲學思想家董仲舒創造的，受到漢武帝劉徹的贊賞，成為2000多年封建社會的至高統治思想。可能就在這樣一個基礎上，漢之后，以這種思想為基礎，風水學蓬勃地發展起來。漢代皇帝，相信在東海之中有仙人在仙島上活動，能夠采集仙藥得以長生不死。在已發掘的北京、揚州、徐州等地漢墓中，都可以看到將墳墓筑成與活著的人的住宅一模一樣，相信人死后也同樣可以享受生前的一切榮華富貴。這些也是促進風水學發展的重要條件。

5.三國。晉。南北朝風水學滲進環境形勝觀念，宗教意識進一步強化。

三國南北朝時代，社會動蕩，黃道思想盛行，佛教影響開始增強。

在三國鼎立時，蜀相諸葛亮善于觀察天文、地理，民間傳說他能將天文與人辜禍福聯系起來，可能是形成“形勝”理論的重要基礎。他對金陵的地理形勢歸納的兩句話：“鐘阜龍蟠，石頭虎踞，”是“帝王之宅，”證明他也是風水始祖之一。因之，后世的“形勝”，常常把龍、虎等動物形象比擬山川，成為風水學的主要內容。清代乾隆年間編寫的《四庫全書》說：“術數之興，多在秦漢以后。”這個概括是很有道理的。從理論與實踐來看，東晉時代的郭璞最具代表，他所著的《葬書》使他成為風水勘輿的一代宗師。《葬書》是歷史上第一本總結墓葬擇地學的風水總論，其思想也影響了城市的規劃與建設。郭璞曾當過地方官多年，他在溫州當地方官時，規劃建設了溫州城，利用溫州的山水地形，將七座小山連成城墻，比擬為北斗，很有特色。溫州斗城可能在歷史上完全是以風水學理論建設起來的城市。

6.隋唐宋元風水學開始向民間廣泛發展。

在隋唐，因佛教和道教的相互對峙，風水學在城市中有所淡化。在民間則發展較廣，星命學、簽書學盛行。

在宋代，佛教又開始興盛，盛行纖誨學，都在廟里進行。以后發展為測字，多用于測算人的命運。這時期風水學主要用于住宅的相地。宋代建廟宇很多，佛寺、道觀中的風水規念很強，發展了一種環境風水觀念。特別是南宋都城臨安，講究湖光山色，使風水李中的環境協調觀念得到充分的發展與完善，加之文學渲染，對明清時代的城市規劃影響很大。

7.明清風水學不斷完善、深化、成熟，迷信成分大增。

明清兩代是風水學又一個發展高潮。歷史資料分析表明，這可能與當時明太祖朱元璋的創導及當時封建社會的文化思想發展有關系。

朱元璋是安徽人，出身于下層，當過和尚。朱元璋的一些開國功臣也是具有各種社會知識的中下層人士。其中的重要大臣劉伯溫精通術數和堪輿。劉伯溫建立了一個龐大的術數理論體系一《黃金策》，將歷史上的術數進行了大的歸并，加以理論化，變為一種廣泛的預測學。

貫穿在劉伯溫的《黃金策》的主題思想，是古代的陰陽變化與五行相克理論，在民間有廣泛影響。明代的陽宅理論，就是在劉伯溫的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可能在南京的最初建城活動中影響最大。

南京城開始的規劃建設，是朱元璋聽取朱升、徐達、劉伯溫等人的主張建筑的，氣勢宏大，山、水、城相連，蜿蜒曲折，與歷史上中原地區的傳統都城大相徑庭。另外，明代在昌平建陵墓區，規劃建設完全按風水理論，建設很成功，都很值得進一步研究。

清代康熙乾隆等一代君主，并不相信風水。康熙親自選址規劃的避暑山莊，是反映他本人的地理環境觀。乾隆改造萬壽山、昆明湖時，也是有自己的主張，歷史記載他還駁斥了一些勘輿家的說法。

但是，綜觀清史，皇室內相信風水的仍大有其人。清代設立專門勘輿官員，專門從事帝后陵墓的選址和規劃。這些官員權力很大，可見風水學在清代仍很發達。

在民間，清代是風水勘輿學說最盛行的時代。“風水先生”在民間走鄉串戶，起著重要的作用。

從上述歷史發展過程著，我國古代風水學的發展，有其特寧的歷史、地理、思想和社會文化背景。

古代風水學的形成和發展，哲學思想曾給以主要的推動和幫助，這主要是受《周易》、《老子》、‘莊子》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響。

風水學與術數學所要解決的問題，與自然界及社會客觀存在的不斷運動、對立發展現象是有聯系的。變化與運動，包括“周而復始”、“靜則動、動則變、變則通”，“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日柔與剛”等等，都是周易、老莊的主張。因而風水要解決預測人的命運，預測人居住環境與人的命運的關系，也必然會受這種哲理思想的啟發。

到底居住(或者埋葬)在什么地方，什么環境下最好，這些問題連現代科學技術也還沒有完全解決。有一些問題，如水、陽光、空氣對人體的影響，可能已經部分解決。還有一些物質，如放射性土壤、巖體，未發現的能量分布…。等，我們還不知道其本質，還沒有根本解決，正如我們對人體的特異功能尚需探索一樣。除了自然環境尚有未測的內容之外，還有人的社會命運也始終是變化著的，所謂祝你走好運，大概就是說明，人的發展前途是多種多樣的，這可能就是現在文明社會中宗教仍存在的社會基礎。因之，古代行學思想認為宇宙是陰陽對立、不斷變化、五行相克相輔的一些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經常會用來預測人的命運，預測城市規劃與建筑，驅使人們去探索風水，這是風水學發展的思想基礎。

從狹義講，風水學是城市規劃和建筑的預測學、意象學和環境心理學，也包括極小部分的工程學(如水源涵養、地形選擇、某些工程地質學);廣義講，風水學是城市、建筑、園林建筑的理學和美學，它要解決有關社會倫理道德、人的命運等廣泛命題。

風水學對古代城市規劃產生的影響，大體說來有以下幾方面：

一、使古代“象天法地”規劃觀念，融進了文化內涵，增強文化氣息。

我國古代城鎮建了數量非常多的各種各樣倡導文化倡盛的文峰塔、文筆峰、文昌閣、魁星樓，都是從風水觀而來的，成為城市標志性建筑，受到歷史重視。歷史上一些名樓的規劃建設，如昆明大觀樓、湖南岳陽樓、武昌黃鶴樓，南昌滕王閣，規劃布局精美絕倫，與歷代提倡風水建筑有直接關系。

水在城市和建筑群中(如皇宮、孔廟、辟雍、寺院等)獨特重要地位，也是風水影響所致。

從風水觀念講，水可聚氣，“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各種風水塔，與水結下深緣。揚州市近郊的文峰塔位于大運河旁，而運河剛好在塔的附近轉了三個灣，船在骯行時，若離若近，一會兒船頭對準塔，一會又背離塔，做富文化內涵。

古代描寫城市的詩句，大多也離不開水。如李白描寫金陵(南京)：“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I，分白露洲。”李商隱：“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獨唱后庭花，”劉鴿描寫濟南：“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家家泉水，戶戶垂楊，”宋代尹廷高描寫杭州：“湖上畫船歸欲盡，孤峰猶待夕陽紅。”蘇軾：“水光澈艷晴方好，山色空?饔暌嗥妗！? ……可以說，水成為中國古代城市的靈魂。

二、加強了城市整體規劃觀念。

古代不少城市，山、水、城關系處理得和諧協調，如杭州、濟南、溫州、南京、蘇州、常熟、福州等都是杰出的代表。紅樓夢里描寫的大觀園，建筑都隨山水建設，也得益于風水理論，它的建造者山子野實是一名出色風水家。

歷代的帝王陵墓，如兩漢、唐、宋、明、清，帝陵氣勢宏闊，布局嚴謹，整體規劃觀念很強，是風水規劃的代表作。

受歷代提倡，在相土嘗水、象天法地的風水觀念的基礎上，發展了區域范圍的環境理論─“形勝”，實質即是一種整體規劃理論。無論大中城市，還是小鎮，都極講究區位中的風水環境。

我的家鄉是江南常熟與昆山交界處一個水鄉小鎮，西面與北面臨陽澄湖，湖中倒影常熟虞山，東南方向也有湖泊，可望見昆山的玉峰山，其區位和環境可謂重要。在小鎮中間有一條繁忙的通往兩個城市的航道。大約在明末清初，在河上建了三座美麗的石拱橋，在南拱橋旁邊一個小島上，建了一座魁星樓，在北拱橋的一側高地上，建立一座佛寺，香火旺盛。有意義的是，三座橋上刻有不少楹聯，稱贊本鎮地理的優越和環境的稚宜。雖說這個小鎮并不是先有完整規劃而建

設的，但從建橋、建廟位置及橋上楹聯來看，它的建設卻是受到風水和形勝理論很大影響的。

三、足進熟練運用辯證規劃方法，更好利用自然、融合自然。

受風水觀念影響，古人常把山、丘、土(陸地、島)、崗、林、峰，湖、諸、江，濱、灣、塘，風、雷、雨、霧、月、潮，聲、色、光、影、味、氣等，都作為相互依存又不斷對立變化的建筑環境重要因素加以考慮。如張繼的《楓橋夜泊》詩，并沒有直接寫寒山寺是什么樣子，只說在夜晚及晨霜中聽到了它的鐘聲，看到了江中的漁火。那么為什么人們會喜愛寒山寺呢?這里就是一個建筑的文化傳統觀念，對環境的一種以對立辯證的全新的欣賞觀念為出發的。

杭州西湖中三潭印月的布局是湖中有島，島}中有湖，取名為三潭印月，其實不是潭，而是三座石燈柱上的圓孔，說是潭印月，是為夜晚的景色予以理性化。在月夜，水色形成一種變化的理念，這是風水學中辯證哲理，對立變化動態的觀念在城市中的強烈反映。

濟南大明湖，形成將近半個城市的水面，而在城的陸域部分，還有小湖名珍珠泉，大明湖里也還有島，成為水中有島，陸地有湖，這個湖與島是一種虛實相對的手法，也是風水哲理。

福州的三山聳立，兩塔對峙，蘇州的八門八風，常熟的雙湖夾山，十里青山半入城，杭州西湖的兩峰兩塔，頤和園的園中有園等，都是具有風水學理性追求和辯證觀念的規劃布局。

水表示生命的源泉，五行之始。秦始皇以五行相復，以水德而始，是一種理論學的引伸。

從以王羲之的《蘭亭集序》名揚天下的曲水流筋這組建筑來看，它把水、筋(酒)人、石(列坐處)、山、竹(山竹映帶)、亭、情等組合成和諧的整體。其中的“曲”，即老子所謂的“曲則直”也，比喻人生不是坦途。把水故意弄得非常彎曲，其人工之美在于理性的追求顯得更加深邃，它片不損害自然關。

關于自然的美，從來就有現實主義美、自然主義美、古典卞義美、現代主義美的不同欣賞標準。在繪畫中，近代印象主義畫家們發現了光影的內部組合關，成為劃時代的發展，而倍受人們的喜愛。而中國古人發現了自然界中加工成的理性美、變化美、對立美，它既不是自然美，也不完全是人工美，而是宛似天然，但為人作，陰陽互立、不斷變化的美，順應天時地理融導人的感情，可以寄托感思的美，雖說是一種風水觀念，卻又是一種對自然界理性分析的美，這難道不是中國古文化的偉大之處嗎?

四、導致迷信觀念廣泛傳播，產生不少消極影響

在明清時代，消極影響比較明顯。不僅帝王們相信，中下層階級相信的也居多。

在清代，曾發生很多起皇室內部鬧風水的事件。在雍正朝，皇帝下令拆毀了昆明湖南湖鳳凰墩小島上的建筑群，就是因為風水先生預言它影響了皇室只生公主不生太子的兇兆。

明代末年，南京城夫子廟地區有一位富商名叫甘熙，將自己偌大的住宅，大門建設為朝北開，據說是肥水不外流的風水觀念決定的。如果不這樣，會引起天災人禍，這些就是純粹的迷信之談。

清代的風水官員神秘莫測、故弄玄虛是常見的事，皇帝陵的規劃建設常出現水浸和水害，導致遷陵事故，說明風水學曾走人死胡同。

風水學歷來都是有爭議的，不僅是現代有爭議。依我看，對這個問題，要有歷史觀點。風水學從它的發展過程來看，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具有強烈的傳統文化色彩。它應當被看作為一種文化觀念來研究和對待，正如飲食文化、茶文化、服飾文化一樣，其中有占代的重要文化內涵。就上而提到的風水學對古代城市規劃產生的幾個影響來看，積極成分占主導地位，特別是處理城市規劃中一些與自然環境要素的關系方面，它為我們提供了全新的理論方法，值得我們借鑒。我們應當重視這份遺產，研究它，剖析它，為今天現代化建設服務。叩便從宗教意識方面看，雖然風水學中迷信色彩濃重，但也應正確對待，去其糟泊，取其精華，與對待我國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佛教、道教一樣。

另外，古代風水學還包含了歷代思想家們對宇廟規律和天體構造的探索成果，這種探索在世界上一直是領先的。我們不防做一些橫向比較，從天文科學來說，我國古代的天文與天體測量科學，一直是在世界前列，領先西歐1000年，從哲學理論看，黑格爾關于辯證法的研究，是在中世紀。而我國的老子、莊子早在公元前4世紀就已詳細闡述宇宙中對立辯證觀念。這充分證明，在對天體和宇宙的物質和思維兩個方面的研究，我國古代最發達。我國風水學倡導的要把自然界的對立變化運用于城市規劃之中，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創造!

解釋宇宙，提煉宇宙規律，并將其規律應用于物質環境的規劃與建設，這是中國古代城市規劃追求的崇高目標之一，也是自立于世界城市規劃之林的根本所在。

風水學在現代還有其市場，也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其寶貴的哲學思想，有著強大的魅力，另一方面包活一些合理工程技術問題。但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有一部分人，他們不足以上述結論為出發點，而認為風水學能解決自然界的所有不可知問題，或以仍有尚未發現的自然界組成物質為理由，來解釋古代風水學如何高明、奧妙。我認為這是不科學的。因為，它畢竟產生在科學不發達的環境下，那時，人們還不知道天上的雷和雨是如何產生的，不知道地球和太陽系。古代的風水學只能是古人當時的預測學，與今天我們的預測基礎大大不同。不能同日而言。盡管我們今天可以仍用風水學的觀念去正確處理環境和城市規劃問題，但這應當與古代風水學已有本質的區別，仍原原本本用一些古人的觀念去搞風水，實質是一種現代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