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頭條作者:思廬哲學

馬克思、尼采與弗洛伊德，這三位表面上相互排斥的大師支配了懷疑學派。表明他們對一種神圣現象學的共同反對要比表明他們在一種去神秘化方法內部的相互聯系更加容易，而這種神圣現象學被人們理解成“揭示”意義的準備工作。不難注意到，這三個偉人共同反對我們在對神圣的呈現中“對象”的優先地位，也反對通過一種存在類比而充實地神圣意象，而這種存在類比通過一種同化的意象能力將我們嫁接于存在之上。我們也容易承認，這都是以三種不同的方式進行懷疑：“作為謊言的真理”，乃是消極的標題，人們可以將這三種懷疑方式的運用置于這個標題之下。但我們還遠未吸收這三位思想家的工作的積極意義。我們過于注意它們的不同，我們對他們的時代偏見加之于他們追隨者的限制更甚于這些偏見加之于他們自己的種種限制。因此馬克思主義被貶為經濟主義，并被貶為愚蠢的意識反映理論。尼采被引向一種生物主義和透視主義，他無法不自相矛盾地說明自己；弗洛伊德被局限在精神病學中，并且被披上一種過于簡單的泛性主義的面紗。

假如我們追溯到他們的共同的意向，我們就會從中發現他們首先把整個意識看成“虛假”意識的決定。它們因此以各自的方法重新采納了笛卡爾的懷疑的問題，并使之達到了笛卡爾主義堡壘的核心。屬于笛卡爾學派的那位哲學家知道，事物是可疑的，他們不是像它們顯現的那樣。但他并不懷疑意識就是它自我顯現的那個樣子；在意識中，意義和對意義的意識相重合；自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以來，這一點也是可疑的。在懷疑事物后，我們已經開始懷疑意識。

但這三位懷疑大師不應被誤解為懷疑主義的大師。他們確實是三位重要的“破壞者”。然而這件事本身不應將我們引入歧途；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說，破壞是全新建設的一個環節，按照尼采的說法，就宗教是一種“民眾的柏拉圖主義”而言，這里的破壞也包含宗教的破壞。正是超越了“破壞”，思想、理性，甚至信仰意味著什么的問題才被提了出來。

然而，三位大師不僅通過一種“破壞性”的批判，而且通過一種解釋藝術的發明，為一種更真實的話語，為真理的新領域，掃清了視域。笛卡爾通過意識的自明性戰勝了對事物的懷疑；他們通過對意義的闡發戰勝了對意識的懷疑。從他們開始，理解就成了一種解釋：從此以后，尋找意義，就不再是拼讀意義的意識，而是辨讀意義的表達。因此需要面對的，不僅是三重的懷疑，而且是三重的計謀。如果意識不是像它自認為的那樣，那么在外顯的東西與潛在的東西之間建立的關系是相對應的。對于三位大師來說，意識的根本范疇是掩飾-顯示的關系，或者如果喜歡的話，是偽裝-表達的關系。，馬克思主義者們醉心于“反映”論，尼采在宣講關于權力意志的“透視主義”教義時自相矛盾，弗洛伊德以他的“審查”、“門閥”和“偽裝”來制造神話——然而，重要的不在于這些不便和困境。重要的在于，這三位大師，以現有條件，即，既承襲又反對他們時代的偏見，創造了一種關于意義的間接科學，而這種意義無法還原成意義的直接意識。這三人在不同的道路上共同努力的東西，就是使他們辨讀的“有意識”的方法與“無意識”的編碼工作吻合起來，他們將這種無疑是工作歸于權力意志，社會存在，無意識的心理。計謀將遇見雙倍計謀。

因此將馬克思、弗洛伊德和尼采區分開的，既是關于“虛假”意識過程的一般前提又是關于辨讀方法的一般前提。既然懷疑的人在相反意義上執行了詭計之人的作偽工作，那么，兩者相輔相成。弗洛伊德通過夢和神經官能癥的雙重通道進入虛假意識問題；他的工作前提包含了與他的攻擊角度相同的限制，正如我們以后充分指出的那樣，那將是一種關于本能的經濟學。馬克思在經濟異化的限度內解決意識形態問題，這種異化是在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經濟異化。尼采，圍繞著“價值”問題——評估價值和重估價值——從權力意志的“力量”和“脆弱”方面尋找打開謊言和偽裝之門的鑰匙。

實際上，尼采意義上的《道德譜系學》，馬克思意義上的意識形態理論，弗洛伊德意義上的理想和幻想理論，代表了去神秘化的三個匯合在一起的步驟。

或許還有某種東西更能表明他們的共同之處，他們暗中的相似更多；這三人都是從對意識幻想的懷疑開始，隨后繼續采用辨讀的計謀；所有三人，遠不是“意識”的破壞者，他們旨在擴展“意識”。馬克思需要的，是通過對于必然性的認識而解放實踐；但這種解放是與意識的洞見分不開的，這種洞見勝利地反擊了虛假意識的愚弄。尼采需要的，是人類強力的增長，是力量的恢復；但權力意志的意義應該通過沉思“超人”、“永恒輪回”、“狄奧尼索斯”這類密碼加以恢復，沒有這些密碼，這個強力就只是世俗的暴力。弗洛伊德需要的東西，是被分析者，通過把他感到陌生的意義變成自己的東西，擴大他的意識的范圍，生活得更好，最后能更加自由，并且可能的話，也更為幸福。給予精神分析最早的尊重之一就是談論“按照意識而痊愈”。只要說精神分析旨在用現實性原則教導的間接意識代替一種直接的和掩飾性的意識，這個詞就是確切的。因此，將自我描繪成一個“可憐人”的相同懷疑者（這位可憐人服從于三位主人：原我，超我，和現實性或必然性），也是重新發現無邏輯王國的邏輯的注視者，他以一種無與倫比的謙虛和審慎，以柔和不倦的聲音，敢于通過訴求邏各斯神來為他的論文《一個幻想的未來》作總結，這個神不是全能的，但是長期有效。

這個對弗洛伊德的“現實性原則”，以及對尼采和馬克思的對等物（馬克思被理解的必然性，尼采的永恒輪回）的最后參照，導致被一種還原的和破壞性的解釋所要求的苦行有了積極的益處：與赤裸裸的現實的對抗，與阿南刻對抗、即與必然性的規訓對抗。

我們的三位懷疑大師在發現他們的積極匯合時，對神圣現象學和作為意義回憶及存在回憶的全部解釋學表達了最徹底的反對。